Page 176 - 《社会》2016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１

性知识的复杂性（如已经受到全球经济影响的地方性知识和在与国家
互动过程中被形塑的地方性知识）等等；此外还包括扶贫工作自身所存
在的盲点（杨小柳， ２００９ ；郭占峰， ２０１２ ）。上述这些方面，实际上都在基
金会扶贫基地所遭遇到的各种困境中有所体现。另一方面，若一味强
调 旁 观 者 视 角 和 对 “发 展”这 一 概 念 的 解 构 性 视 角，则 可 能 如 摩 尔
（ 犕狅狅狉犲 ， ２０００ ）所说：将此类行动“误解”为单一和专制的发展话语之体
现，而忽略了在政府、村民和组织之间更为复杂的、基于中国当前的治
理结构与地方历史文化的利益性互动，甚至忽略包括组织的自我学习
能力在内的微观互动。
如前所述，扶贫基地一方面是该组织在地方社会中的代理机构，另
一方面它也成了基金会在扶贫实践中所遭遇到的困境之缩影。基地工
作人员则变成了基金会改造的首要对象。如果基金会要实现自己的行
动目标，即改造人，而这一行动目标的指向乃是地方社会的话，那么基
地成员就必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双重认同之中。他们一方面自认是地方
社会与地方政府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必然要遵循地方文化，另一方面
自己又隶属于基金会，必然要接受基金会的改造并要按照基金会的要
求去改造地方社会。然而这一改造同时又是有时限的，在这一时限之
后，他们又不得不返回到原有的社会中，放弃基金会这个带有光环的组
织。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地方社会中行动，以求改造地方社会，然而
若要在这一社会中行事，其异质性行动的逻辑却不得不服从于地方社
会的整体性逻辑。所以在基金会内部首先出现的改造性悖论就表现
为：他们必须要通过地方性行动，来改造地方性行动本身。若非如此，
那么许多计划和项目目标就完全没有办法完成。这几乎成为了基金会
内部冲突的首要来源。
所以，我们在调研中经常发现的情况是，与“镶嵌性”的结构性位置
相应， 犚 基金行动的目标是改造人，甚至是改造地方社会，不过这一改
造行动的结果，往往却是基金会以各种在地方人看来“不合情理”的要
求来与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博弈，并要求地方社会与地方政府不断后
退、容忍与提供协助。基金会本意在于以自己的行为模式作为榜样，来
促进地方社会、政府与农民的改变，然而却经常会由于这一要求本身，
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结果是，在这一行动的极端情况下，基金会甚
至为了实现自己内部的整合，亦即严格按照内部的制度纪律，而不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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