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 - 《社会》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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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６ · １
化的理想而已……胥吏是什么呢？在官署，似官而非官；只知行政的技
术，不知行政的精神；其教养是虽识字却不识文。在所有的意义上都是
似是而非者，即俗之又俗的人。而且士大夫既然不得不作为官僚而立
身，那么不管他们是怎样轻视或者憎恶，要想不依存于这种胥吏而维持
自己的存在是办不到的。”虽然这一描述针对元朝，但也在很大程度上
适用于随后的明清两代。这些历史文献中充斥的对胥吏的口诛笔伐，
恰恰说明了胥吏的重要性。
从以上讨论来看，“官吏分途”及其配套的管理措施应该是一个糟
糕的制度安排：官与吏的群体分离制造了组织内在的紧张；录用、流动、
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下层胥吏地位低下但大权在握，而且几无
制度约束；科举制度被看作是中国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但官
吏分途意味着，庞大的底层胥吏群体被结构性地排斥在体制之外。激
励机制缺失易诱发种种不端所为，前人已明道理：“士有爵禄，则名重于
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新唐书·刘晏传》）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
问题：如果说胥吏制度有如此多的弊端，似乎处处与中央集权体制的宗
旨相悖，为什么这一制度能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下来？为什么针对
胥吏的口诛笔伐和奏章进言未能导致大的改革尝试，以正式化的人事
制度取而代之？显然，充斥史书的关于胥吏的记载和讨论不是本文的
研究结论，而是进一步探究的起点。在对此进行理论分析之前，我们有
必要观察一下官吏分途这一人事制度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延续与变异。
三、“层级分流”： １９４９ 年之后的官僚人事流动模式
１９４９ 年之后的官僚制度脱胎于武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式政
党，其人事管理制度有着不同于中华帝国的新特点，如党政双重权威体
制，党管组织人事的制度安排，又红又专的选择标准，等等。然而，着眼
于官僚人事流动的大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帝国历史上官吏分途的制度
安排在当代中国官僚体制中的种种痕迹。
（一）当代中国官僚体制的空间流动趋势
浏览 １９４９ 年之后描述官僚体制的词汇，我们发现“官吏之分”连同
“胥吏”这一词汇从官方语言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干部”这一舶来
品。新中国初期，“干部”这一称谓泛指在政府机构和国营单位工作的
一般工作人员，包括领导干部、经理和专业人员。官方文件在特指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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