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社会》2016年第1期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募，发给执照，有额定的工食银两，所谓“一吏一役，银米皆有定数”，成
为编制内的官府雇员（张研， ２０１１ ： ８０ ）。然而，非正式在编的胥吏数量
通常更为庞大。在“不完全财政”制度下，虽然官吏名义上各有俸禄，但
这些俸禄多不足持家，特别是胥吏，几无正式收入，靠公差跑腿的好处
费为生。
其次，胥吏有着“位极贱而权甚重”的结构位置特点。一方面，胥吏
位于官僚体制等级结构的从属地位，职卑位贱，只是上级号令的执行
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占据了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往往是实际权力的
拥有者。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状况：第一，如上所述，官吏
在录用和流动上的严格区别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即在各地州府中，官
员 （和 他 们 的 幕 僚）都 是 外 来 人，而 吏 属 任 用 皆 为 本 地 人 （王 雪 华，
２０１２ ）。这一特点又因为官员的短暂逗留而尤为凸显。例如，明清时期
地方官 员 平 均 任 期 不 足 三 年 （黄 仁 宇， ２００１ ；孔 飞 力， １９９９ ；李 国 祁，
１９７５ ： ３２－４１ ）。与此相反的是，“书吏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长
期甚至世代供职，把持衙门各房，所谓‘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胥
吏也‘像书吏一样，他们在本省本州县服役，都是当地人’，‘在规定服役
期届满后’，像书吏一样，‘竭力久居岗位’。除此之外，胥吏与地方势力
紧密勾结……久居其职，久操其事，加上盘根错节的地方人脉，造成了
胥吏之职的专业垄断性，使胥吏在各自行当中、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执
掌着地方行政的实权”（张研， ２０１１ ： ８３－８４ ）。用组织分析话语来解释，
这种委托—代理结构导致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胥吏的稳定性和地方
性使得他们占据信息优势，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操纵实质性权力。这一
点前人已多有论述。第二，尽管胥吏群体在官僚体制中缺乏正式制度
的约束，但他们有着稳定的行为规范。叶炜（ ２００９ ）讨论了南北朝特别
是唐朝的书吏制度安排及其作为群体阶层的形成。这一观察似乎也适
用于地方胥吏阶层。瑞德（ 犚犲犲犱 ， ２０００ ： ５ ）对晚清时期巴县衙门胥吏的
研究指出：“虽然胥吏在法律体系之外运作，而且他们的活动经常直接
与法律规定相悖，但他们的行为表现出组织和理性上十分一致的程度，
体现在内在构建和实施的规则和程序之上。”第三，胥吏的重要性还在
于其在官僚组织运作中非正式制度的核心位置。例如在明清时期，地
方乡村中上报核定数额的“在册田土”与县令衙门所实际控制的“实征
田土”有着巨大差异（陈支平， １９８８ ）。而这些信息大多掌控在久居其位

· 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