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 - 《社会》2016年第1期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宫崎市定， ２００８ ）。“唐宋以后，士其业者，不为吏胥，为吏胥者，则市井
狡猾、巨家奴隶及犯罪之人，以是吏胥贱”（缪全吉， １９６９ ： ６ ）。第三阶
段，从隋唐至明清，吏役合流成为一大趋势。“自隋唐佐官，皆命出朝
廷，且数目 有 限，一 应 细 务，例 皆 点 派 境 内 编 户 以 司 其 事”（缪 全 吉，
１９６９ ： ７ ），胥吏应运而起。如黄宗羲（ １９８５ ： ４１ ）所言：“古者府史胥徒，所
以守簿书，定期会者也。其奔走服役，则以乡户充之。自王安石改差役
为雇役，而奔走服役者亦化而为胥吏矣。”随后的元明清时期虽有流变，
但官吏分途制度持续发展，胥吏一体，自成体系。
在一般意义上，“通常所谓胥吏，由在官府中专门经办各类文书的
人员、处理具体事务和技术性工作人员、从事其他杂务厮役的人员等共
同构成”（叶炜， ２００９ ： ８１ ）。“吏”这一称谓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意
义，即使官吏分途之后，“吏”作为一个群体，其内部也有极大的异质性。
上至中央六部的书员，下至县衙的书吏都属于“吏”这个群体。在基层
政府的州县衙门，书吏与差役常常合为一体，文献中通常用“胥吏”一词
概而论之。中华帝国的基层治理表面虽以“一人政府”为特征（瞿同祖，
２００３ ），实则有着庞大的胥吏队伍配合，基层政府如州县衙门事务方能
完成。以乾隆年间吴江县为例，知县之下仅 １１ 名佐杂官，但各类吏役
多达 ３００－４００ 人（周保明， ２００９ ： １１５－１１７ ）。到清朝晚期，各县胥吏一
般也在百人以上（张研， ２０１１ ： ８０ ）。本文关注基层政府与国家治理的关
系，因此，主要在州县下层胥吏这一层次讨论问题。
史学领域已有关于胥吏制度的诸多研究成果。瞿同祖（ ２００３ ）曾在
其著作中专辟章节系统叙述清代州县政府中胥吏阶层的角色意义。
缪全吉（ １９６９ ）和周保明（ ２００９ ）分别对明朝和清朝的吏役制度、活动和
影响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和讨论。叶炜（ ２００９ ）的专著全面讨论了南
北朝隋唐特别是唐朝的书吏制度。赵世瑜（ １９９４ ）纂集各类史实，梳理
了从先秦至明清各个历史阶段官、吏、役关系演变的大脉络，并借用社
会学中韦伯的科层制理论特别是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和分析概念，
以相当大的篇幅讨论官吏制度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其对行政系统效率
的正负功能。周保明（ ２００９ ）试图借用社会科学理论解读清代胥役制度
的意义。阎步克（ ２００９ ）追溯了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品分化的历史演变过
程，特别是官位这一线索上职位与品位的演变。他发现，在这一演变过
程中，儒吏融为一体，转化为中国文化特有的文人官员阶层，与技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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