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3 - 《社会》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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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足以支撑民众民主的道路。被动服从教义故不可取,而议会党的原
则也无法被贯彻到底。英国政治社会需为中上层权力精英留出实施政
治智慧的空间。休谟的史学转向本身即是求索宪政自由的中道。
(二)宪政与党派:新的自由传统的探索
休谟晚年治史,其所著六卷本《英国史》是从罗马—不列颠时期到
光荣革命,是一部文明史,也是一部宪政史,因为,宪政本就是文明的构
成部分。休谟的治史与孟德斯鸠旨趣略有不同。诚然,他们都转而从
人史中发现事物的原理( 狉犻狀犮犻 狆 犾犲狊 ),但孟德斯鸠相信存在一种“根本
狆
理性”( 狉犪犻狊狅狀狆 狉犻犿犻狋犻狏犲 ),治史之本在于在事物的整体关联中发现事物
的性质及必然关系。因此,他并不将罗马共和国衰亡的根源归为苏拉、
庞培或恺撒的执政,而是归为“一般精神”( 狌狀犲狊 狆 狉犻狋犵 é狀é狉犪犾 ),这种精
神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帝国版图的扩大、财富带来的奢侈、商业和手工
业的兴起等,各种因素总体导致公民精神的堕落(孟德斯鸠, 1995 : 48-
54 、 130 )。在《论法的精神》中,他更明确指出,这种一般精神是由气
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民情和礼节交汇而形成的总体性的精
神( 犕狅狀狋犲狊 狇 狌犻犲狌 , 2003 : 7 )。在他看来,治史的重点在于从庞杂的史料
中辨析何为 本 原,何 为 例 外,从 而 追 寻 诸 个 别 关 系 所 根 源 的 根 本 法
则。 6 但休谟既然不相信任何根本理性,故也无任何整体主义的旨趣。
他秉持牛顿的实验科学的精神,旨在建立局部性的经验原理,故而不再
以“物”的方式研究政体本性、政体本原、自然、民情、法律等之间的力学
关联,而将治史的重点放在关键事件中人物和群体的微妙变化及折射
出的社会情感和意见的变迁。因此,他将英国宪制的转变点定在斯图
亚特王朝时期,因为这个时期下议院已逐渐发酵出自由的精神,这种精
神是而后无数变革之本。他也将英国从近乎绝对君主政体变成纯粹民
主政体的重点放在民众情感,这种情感合于自由政府的精神,但却是由
下议院领袖反复演说不断唤起的宪制受侵的 图景( 狋犺犲狏犻犲狑 )所激 发
的,这种图景的激起不亚于现实篡夺( 犎狌犿犲 , 1778犫 : 293 )。
可见,休谟的历史是文明和宪政的发生史,也是彻底的经验史。他
不再着力于政治制度兴亡背后的根本精神,而是致力于还原文明和宪政
的历史发生过程,从这种发生过程中观察人们的情感和意见与整个政治
6. 可参见笔者对这一内容的分析(杨璐, 2015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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