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8 - 《社会》2015年第6期

从洛克到休谟：论英国政治社会思路的转向

守正义法则也发生切近的利益。人为技艺再次以曲折而间接的方式达
到了它们的目的，并且，产生这些规则的那种利益也不再是人未经改造
的情感原所追求的粗野利益。这本身就是文明化的过程。在《论原始
契约》中，休谟更借史指出，无论神授契约，还是同意契约，皆为各党派
各自构造的思辨体系。几乎所有现存政府，或所有在历史上留有些许
记录的政府，都是通过篡夺或征伐，或两者并用而建立起来。政治社会
的起源远没有那样清晰和正规。“一些酋长很可能是在不断进行的战
争期间获得势力，他们主要依靠说服而不是凭借指令进行统治。在他
能够使用武力压制叛逆不服之前，社会不能说是达到了文明政府阶段。
当时显然没有明确形成普遍服从首领的契约或协议，这种观念远远超
越了野蛮人的理解力。首领每次运用权威必然是个别实施，是为紧急
情况所必需。由于他的干预所产生的可以感觉到的好处（ 犪犱狏犪狀狋犪 犵 犲狊 ），使
这种权威的运用日益频繁，而这种频繁在人民之中逐渐产生了一种年
习惯性，甚至是自愿性的（如果你喜欢这么说），因而也是不稳定的默
认”（ 犎狌犿犲 ， １９９６ ： ４９７ ）。
从权利和政府的发生史可见，休谟不再继续以经为本的推演之路，
而是从人类原始状态出发，廓清政治社会的概念基石。无论权利的发
生，抑或政府的发生，其背后是主观必然性。财产权不再具有神圣性意
涵，而只是“占有的稳定性”，是人们主观想象中“人与物的显著关系”。
政府也不再具有神授之威或信托之权，而只是对稳定性的继续补救，其
原始动机还是在于人们所能感受到的好处。休谟的政治科学清理了经
院神学，但却绝非追求作为“物”的历史，而是将生命本身纳入历史，为
人的主观性留出历史位置，这方为人史。
２． 被动服从，抑或积极反抗：论效忠的起源
对休谟而言，整个政治社会的“祛魅”最后是落在对服从与反抗的
学说的检讨上。休谟看到，一方面，这两种学说为党派政治所必需，“现
在这时代，如果没有一个哲学的或思辨的体系附加于它的政治或实践
原则上，没有哪个党派能够很好地支撑它自身”，而且这两种学说本身
具有正当性，对政治实际后果的设想也是审慎的；另一方面，由于党派
间的相互敌对，这两种学说被各自党派成员视为唯一真理，并被用来激
烈反抗对方的主张，不仅使人失去对政治的审慎判断，还由于现实利益
的掺入而使党派狂热有了现实的危险性。不过，无论被动服从，抑或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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