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7 - 《社会》2015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６

制度。不过，一个民族一旦从青年迈向成熟，风俗确立，偏见扎根，立法
者就很难再去塑造他们，为其立法，除非诉诸极为罕见的革命，恢复到
最初，使这个民族“重新获得青春的活力”（卢梭， ２００５ ： ５７ ）。思想温和
的孟德斯鸠回避了卢梭那样的激进表述，但同样认为立法者必须以更
新政府原则作为职责：“当一个共和国腐化了的时候，除了铲除腐化，恢
复已经失掉了的原则之外，是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补救所滋生的任何弊
害的。一切其他纠正方法不但无用，而且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弊害。”
（ 孟德斯鸠， １９９７ ： １２１ ）
当我们从这一主题重返孟德斯鸠在第 １９ 章中就民族的一般精神
所具有的影响力对立法者所提出的建议时，立法者在政府原则与民族
一般精神、风俗和礼仪之间所扮演的角色就更为明晰了。孟德斯鸠并
未幻想能够借助知识去改造人民。人民依据激情行动，并且“因为自己
学识平庸所以对 已 经 确 立 了 的东 西便 更加强 烈地 依恋”（孟德 斯鸠，
１９９７ ： ４１ ）。他也未曾像卢梭那样寄希望于通过革命和立法来重塑人性
和政府，因为“一个国家的革命和新政府的建立，只有通过无数的困苦
和艰难，才能成功，而很少是悠闲的、风俗腐化的人民所能做到的”，并
且这还需要颁布一套新的良好的法律。相比之下，“使人们记起古时的
箴规训则，这 通 常 就 是 把 他 们 重 新 引 回 德 性 的 道 路 上”（孟 德 斯 鸠，
１９９７ ： ４８ ）。这正是立法者的工作。立法者必须熟悉一个民族的精神、
风俗和礼仪，利用它们来培育或塑造特定政府的运转所需要的公民激
情。因此，正是立法者不断将人民那些纯良的精神、风俗和礼仪表述为
政府的原则，或者进一步将其上升到法律明文的层面。也正是立法者
借助风俗等去形塑特定政体所需要的民族性格或激情，使特定民族守
持在一定的政府原则之内。罗马和英国的典范意义也正在于此。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罗马能够借助保民官、监察官等法律手段，通过诉
诸“施政的准则”、“古代的风俗”和“宗教”（孟德斯鸠， １９９７ ： ４８－４９ 、
１２２－１２３ 、 ３０５ ）而不断更新自身，保持一种活力。英国作为一个经过革
命重新确立起来的共和制，正处于政治上的青春期。其他国家的立法
者只能尽量使法律随从风俗，但在英国，风俗却要随从法律。正在英国
上演的是一个新制度的创制时期，立法者能够凭借法律塑造民族的风
俗、礼仪和性格。相反，只有专制政体，只有腐化堕落、丧失了政府原则
的政府，才完全无法凭借立法者主动的工作，而只能依靠被动的风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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