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5 - 《社会》2015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６

法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差异和多样性被归因为实践中的偶然性，而不隶
属于科学论证和解释的范围。格劳秀斯就指出：“自然法总是一样的，
能够轻易被带到技艺的准则之下，但是那些其起源是由于人类的建设，
根据地点而不同，并且在同一地点也经常变化的东西，并不适合系统地
处理，更 不 要 说 那 些 关 于 个 别 事 物 的 观 念 了。”（转 引 自 犆狅狌狉狋狀犲 狔 ，
２００１ ： ４５ ）他的注释者巴贝亚克将这一点阐释得更为清楚：“涉及本身
无关紧要的事物，或那些并不基于我们本性的构造，因此能够根据时
间、地点或其他环境而以不同的方式来规制的事物，所有这些，就它们
是被一个上级（ 狊狌 狆 犲狉犻狅狉 ）判断为合适的，而这个上级的意志是这一类法

律的 唯 一 基 础，因 此，这 种 法 律 被 称 为 任 意 的。”（转 引 自 犆狅狌狉狋狀犲 狔 ，
２００１ ： ４５ ）总之，早期现代政治科学并不把自然法与实定法之间的这个
距离作为一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单凭基于人的自然本性所推演出来
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法，以及由此进一步推演出来的主权者和臣民的权
利和义务，就足以理解和构造一个确定而又安稳的社会。
但在孟德斯鸠看来，仅仅凭借人性和自然法等架构来理解，乃至改
造人类社会太不充分。首先，“人是可塑的存在，他在社会中同别人的
思想和印象 相适 应”（孟 德 斯鸠， １９９７ ：著 者 原 序； 犕狅狀狋犲狊 狇 狌犻犲狌 ， １９８９ ：
狓犾犻狏 ）。姑且不论我们能否借助一个“自然状态”把这些社会影响剥离
掉，并发现一个足够稳固的人性，即便我们能够找到它，也解释不了人
因为这种可塑性在各个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无限多样的法律和风俗”。
自然法理论家只能把它们归结为无法处理的“任意”或“幻想”。以自然
法理论以及契约社会来裁量现实政治社会，太多的法律和风俗都将被
归结为无法理解的、非理性的东西。尤其是在孟德斯鸠这里，自然法连
理性法都算不上，而只是基于人们最为基本的情感，即自我保存、食欲、
性欲和社会欲之上的法（孟德斯鸠， １９９７ ： ４－５ ； 犛狋狉犪狌狊狊 ， ２０１４犪 ： ３３－３６ 、
４０ ， ２０１４犫 ： １４－１８ ），因此，试图凭借自然法来理解古今类型各异的政治
社会就更不可能。
其次，面对自然法理论在理解人类社会上的匮乏，我们也并不需要
走到另一个极端，像斯宾诺莎主义者 ４ 认为的那样，“我们所看见的世
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一种盲目的命运所产生出来的”。相反，“是有一

４． 有关《论法 的 精 神》此 处 针 对 的 对 象 以 及 相 关 背 景 的 解 读，可 参 见 施 特 劳 斯 （ 犛狋狉犪狌狊狊 ，
２０１４犪 ： １６－１８ ）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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