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8 - 《社会》2015年第6期

世纪末忧郁与美国精神气质

构两端的是“失范的共同体／社会”与“整合的共同体／社会”的对立类
型，构成前者的基本主题是“强力与欺诈、失范、以及仪式和卡里斯马”，
构成后者的则是“合法性、安全以及合理性”；这种对立的社会类型在现
实层次上的指涉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双重现实”：“纳粹德国的极权主
义元首国家（ 狋狅狋犪犾犻狋犪狉犻犪狀犉狌犺狉犲狉狊狋犪犪狋 ）”和“美国新政下的民主福利国家”
（ 犌犲犺犪狉犱狋 ， １９９９ ： １３６犳犳 ； ２００２ ： ４１犳犳 ）。 ３２

如果说布里克的研究取向是将《结构》置于美国“新政” ３３ 脉络里进
行细致分析，那么，格哈特的研究则是将《结构》置于当时欧美（主要是
德—美）的不同社会境况之中展开更为宏大的比较研究。显然，这种研
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澄清前文提及的主要问题，如《结构》呈现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研究？它是如何应对其时代问题的？等等。另外，布里克和格
哈特等人的研究比较充分地论证了《结构》并非抽象的理论研究，而是充
满着现实关切、具有浓厚危机意识的一部济世之论。帕森斯本人在后来
的一篇回顾其理论发展的文章（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８犪 ： ２８－２９ ）中强调：
《结构》标志着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它的主要成就
在于证明了所论及的四位作者之间存在着会通性，同时也伴
随着对我自己关于西方社会现状的一些问题的思考的澄清和
发展，而这些问题也是几位欧洲作者所关切的。欧洲社会的
状况也许可以标示为（经济方面的）资本主义或自由企业，以
及政治方面的民主制，但它当时显然处于某种危机状态。俄
国革命和共产党控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是我大

３２． 如果联系本文第一部分的相关论述，即帕森斯将《结构》定位为一种经验—理论研究，我
们发现格哈特的 论 述 有 助 于 我 们 对 这 个 问 题 的 更 为 具 体 的 理 解。格 哈 特 （ 犌犲犺犪狉犱狋 ， １９９９ ：
１３７－９ ）根据档案文献对帕森斯的这种“经验—理论”研 究 提 出 了 一 个 更 加 具 体 的 解 释，即
帕森斯最初从事这项研究的“原初动机”在于他一直对（欧洲著作家们研究的）经验问题的兴
趣，但在研究过程中，尤其是对于“会通论题”的“发现”，其研究旨趣已渐渐从经验问题转变
为“理论体系”。她进而指出，如果说帕森斯“最初的兴趣在于理解当时的经验社会”，那么，她
提出的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双重现实”自然就是帕森斯的经验关切中的题中之义了。
３３． 实际上，在美国“新政”（ 犖犲狑犇犲犪犾 ）这个名称之下包含着诸多内容，其中许多还是在不断
变动和相互冲突的（参见该文开始部分所做的辨析）。因此，布里克的这项细致研究的价值在
于：力图澄清帕森斯早期社会理论、尤其是《结构》究竟与“新政”的哪些因素有关，而非笼统地
宣称《结构》反映了“新政”的价值取向或政治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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