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 - 《社会》2015年第6期

世纪末忧郁与美国精神气质

征、如何反映其“时代状况”和体现其“时代精神”呢？显然，这些都是十
分复杂、需要细致和系统的研究方可解答的问题。帕森斯通过在《结
构》中的研究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解答。帕森斯曾在“序言”中强调：重要
的不是这些著作家提出了什么问题和如何解答问题，而是他们提出和
解答这些问题的“语境”（ 犮狅狀狋犲狓狋 ）（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１９６８ ： 狓狓犻 ）。不过，在阅读
帕森斯的这份“答卷”时，读者十有八九会失望，因为在这部洋洋洒洒
８００ 余页的“巨著”中，我们看到的要么是认识论—方法论层次的抽象
论述，要么是对那些欧洲“著作家”的著作的逻辑与理论分析，开篇部分
提及的那些时代问题似乎消失了，“时代精神”也无从谈起。如果不熟
悉这些著作家的生活时代，我们在《结构》中的那些精彩、严密的逻辑分
析中甚至看不出这是什么时代的著作和思想。有论者（ 犅狉犻犮犽 ， １９９３ ：
３８７ ）因此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更深刻的层次上，如何在抽象的理
论论证和那些曾经在激发帕森斯的反思时起过某种作用的具体、实际
问题之间，可以推断出什么样的关联呢？”这确实是阅读《结构》的一个
挑战。不过，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分析，我们留待下节；接下来，我们不妨
先看看其他研究者是如何论述这个时期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
（二）身处“世纪末”的社会理论

如前文所述，帕森斯虽然反复强调《结构》不是一项思想史研究，但
多少有些悖谬的是：恰恰是《结构》开启了社会学或社会理论对自身历
史的真正研究， １８ 这虽然是帕森斯没想到的一个“非预期的后果”，但也

１８． 这并不是说，在《结构》之前没有社会学史方面的论著，除了古典社会学家（如涂尔干）对
社会学自身的历史的某些零星、片段式的研究和思考，比较系统的社会学史研究也已出现，例
如，大约在《结构》出版的 １０ 年前，帕森斯的同事索罗金（ 犛狅狉狅犽犻狀 ， １９２８ ）的《当代社会学理论》
就已面世；《结构》中对该著多有引用和批评，可以说是《结构》的一个潜在的“对话者”，但是
帕森斯显然不赞同索罗金在该书中 那 种“流 派 纷 呈”的 研 究 方 式———索 罗 金 强 调 的 是“分”
（ 犱犻狏犲狉 犵 犲狀犮犲 ），这与帕森斯本人强调“会通”的“合”的研究取向正相对立。从“二战”后的社会
学史研究来看，真正为其学科史研究奠定基础的是《结构》而非《当代社会学理论》。在“二战”
后社会学确立和构建自身历史和传统的过程中，《结构》常常“卷入”各种对话、争论、批评和修
正之中。另外，正如前文开头提及的，如果说帕森斯与默顿代表着战后社会学理论化的两条
主要进路，那么可以说帕森斯和索罗金在另一种意义上也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两种取向。梅
斯特洛维奇（ 犕犲狊狋狉狅狏犻犮 ， １９９１ ： ３８－９ ）基于他自己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解，认为“帕
森斯是至上的后现代的抽象主义者，而索罗金一直强调的是非理性力量的权能”；“从知识社
会学的视角看，帕森斯代表的是现代性的恶性抽象主义对索罗金（著作中）典型的世纪末风格
及内容的胜利”。不过，对相关论者、尤其是帕森斯社会理论的流俗性曲解，在某种意义上极
大地削弱了这种比较的意义。
· １ 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