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 - 《社会》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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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理论探讨本身的价值自然也就大打折扣。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结构》“导论”的开篇第一节讨论的就是(时
   代)“问题”。该书以一个思想史的“判例”开篇:以斯宾塞为其“典型代
   表人物”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传统”已经“被淘汰”,尽管这种“关于
   人与社会的思想体系”在 19 世纪曾经轰动一时( 犘犪狉狊狅狀狊 , 1968 : 3 )。
   至于说它是被其推崇的作为“上帝”的“进化”( 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 )所淘汰,还是
   被后来者(如帕森斯选择的那些“著作家”)所超越,则无关紧要;不过,
   从《结构》的论证来看,帕森斯强调的是社会理论的“内在”( 犻犿犿犪狀犲狀狋 )
   发展( 犘犪狉狊狅狀狊 , 1968 : 5 )。因此,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是一个“危
   机”与“变革”交织的时期。帕森斯对此有很明确的描述:
           在对某些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的经验解释领域,一场根本
       性的变革正在进行中。线性进化论已被遗忘,各种循环论则
       崭露头角;各式各样的个人主义正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抨击,取
       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有机论。作为
       一种行动要素的理性的作用和科学知识的地位不断地受到攻
       击;我们再次被不同种类的关于人性和人类行为的反智主义
       的( 犪狀狋犻犻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犻狊狋犻犮 )理论浪潮所淹没。除非追溯到 16 世
       纪,否则,很难在一代人这么短暂的期间里发现关于人类社会
       的 那 些 盛 行 的 经 验 性 解 释 发 生 了 一 场 如 此 重 大 的 革 命 。
                                            ( 犘犪狉狊狅狀狊 , 1968 : 5 )
       在这一段话里,我们看到西方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确
   立的那些基本的价值取向(理性、科学、进步、进化、个人主义等)受到质
   疑和抨击,西方社会陷入“非理性主义”或“反智主义”的思潮之中。出
   生于 20 世纪初的帕森斯虽然在远离欧洲的“新世界”长大,但(尤其是
   在游学英、德之后)对欧洲在世纪之交的诸思潮显然并不陌生。问题
   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兴起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又当具有什么样的特


   (接上页)—冲突社会学的批评风格。以他对《结构》为代表的“早期帕森斯”的批评为例:一方
   面是先入为主地宣称:在美国人提出的社会理论中,帕森斯的理论“似乎是最不关切其时代问
   题的”,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仅仅是出于社会理论内部的纯然专业的考虑而产生出来的”
   ( 犌狅狌犾犱狀犲狉 , 1970 : 169 );另一方面,通过一定的文本分析,又自相矛盾地指出:“帕森斯的早期
   著作是对其时代危机的一种反应”,当然还得加上一点,即这是“一种对社会危机的保守反应”
   ( 犌狅狌犾犱狀犲狉 , 1970 : 195-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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