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3 - 《社会》2015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６

模式对实现促进社会参与有所贡献。即从应对现实政治出发，简而言
之，期待社会模式能促进在既有的主流社会所承认的权利体系中融入
残障者的权利，并以此为依据对发展社会政策有所贡献。
在上述意义上，实践性的基准如果如前所述，是以社会模式和基于
其理论知识的妥当性为评价标准加以定位的话，我们就必须立足于此
并进一步去看清社会模式的意义及其局限。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
运动论的脉络中，如何解读障碍／损伤的概念性差异，以及它们各自又
是如何发挥其功能的。如果着眼于这一点的话，人们便可以清楚地看
出，与主张政治权利合而为一的社会模式显然是将政治的、公共的问题
和个体的、私人的问题区分了开来，并呈现出轻视后者的一种去价值化
的倾向。这也正是上一章节所探讨过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社会
模式而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由此形成的问题是，定位于从政治的、公共的领域获取成果的社会
模式，将倾向于生产怎样的知识呢？进而言之，社会模式忽略的又是什
么，优先的又是什么？就这些问题，下文将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展开探
讨。
首先，问题可能在于焦点已经发生了偏移。虽然不能确保既存的
政治的、公共的领域对于所有社会人而言都是中立的，然而残障者还是
以此为前提去寻求社会包容，这就会使社会运动在反映既存的偏颇中
被进一步地歪曲。就此点而言，早就有人指出它类似于男性中心主义
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政治的、公共的领域是依照男性的活动为基准
而加以规定的。这一点已被女性主义者所澄清，而基于社会模式的残
障者运动特别重视在劳动市场中的公平参与，劳动市场本身作为一种
男性中心主义的呈现自然便成为了批判的对象。对于女性残障者而
言，期待正视或内化性别差异，尽管家庭内的领域对她们更为重要，但
这一领域在作为个体的、私人领域的残障者社会运动和障碍研究中恰
恰是容易被忽视的。因此，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社会运动特别提出了在
家务、育儿、看护等领域中所忽视的障碍问题。今天，尽管立足于女性
主义障碍研究的一些批判中有人（ 犜犺狅犿犪狊 ， ２００７ ）认为，政治的、公共的
领域已经得到了扩大（即对偏颇的纠正），但是，我们依然需要敏锐地去
洞察这些偏颇是否得到了充分纠正。
如果能对此周详地加以思考的话，那么，便有必要对因所谓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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