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6 - 《社会》2015年第6期

试论残障社会模式的认识误区及其实践性陷阱

确实，女性在个体、私人领域所承担的角色，通过再生产机制而被
编织进政治的、公共的领域系统之中。在障碍领域，类似现象是否也同
样出现？现实情况不见得完全如此。但是，在“自我决定”的领域中，
“残障者角色”（ 犌狅狉犱狅狀 ， １９６６ ；石川， １９９２ ）的内化，即通过掌握坚强的、
率直的行为举止来识别自身状态，而以此为媒介，残障者就会主动地去
自我压制自身的需求，从而导致压低在政治的、公共的领域追求权利保
障成本的结果。比如，残障者内化了“不应该借助他人之手而行动”的
规范或接受了相应的文化之后，通过减少外出活动这一自我决定就可
能会导致外部无障碍化设施的使用成本降低；如果残障者做出拒绝依
靠人工呼吸机维持生命的“自我决定”，则会在客观上导致能够节约维
持其生存之资源的结果。
上述事态涉及个体的、私人领域的社会化进程。那些无法成为社
会解决的，而继续被设定为个体的、私人领域的对象之二元结构包含了
某种可能性，即作为这一系统中维护占有支配地位者利益装置之功能
的可能性。
若基于以上论述的话，“……拆除社会制度上的壁垒是绝不能对无
视文化压制和个人经验置之不理的。相反，拆除社会制度上的壁垒可
以说是去 除 围 绕 障 碍 的 文 化 压 制、个 人 经 验 的 社 会 化 的 前 提 条 件”
（杉野昭博， ２００７ ： １５４ ）———类似对社会模式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是有
必要做出一定限定的。的确，在政治的、公共的领域拆除壁垒，虽然在
形式上与其他领域的问题显得毫无关系，然而在效果上却相反，它能给
予其他领域以积极的影响。但是，这一意义上的社会模式附着在实践
性的脉络中，从而支撑着公私的区分、并使得在私有领域文化的再生产
中得到了强化，由此形成了生产压制的路径。至少，我们应当对以上所
述之潜在的功能保持应有的自觉。

四、对实践性的再思考

如果充分顾及障碍研究所具有的实践科学之性质的话，那么，人们
在社会生活中处理这些问题时，就应该从与障碍相关的现实经验中引
出问题，这样的认识无疑是合理的。就此意义而言，对于社会模式成功
与否的评判，我们应毫不犹豫地以实践的有效性为准则来权衡其所具
有的重要意义。然而，如果基于本文所提示的观点，就会看到，社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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