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0 - 《社会》2015年第6期

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从“个人模式”到“普同模式”

可见，技术理性的渗透正在不断改变着人们的残障观。凯博文等
人（ 犓犾犲犻狀犿犪狀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７ ）对于社会苦痛的研究启示，随着不断征服
自然，人类对自身障碍的认识也由于为了减轻障碍的苦痛而被新技术
所不断被彰显出来。在之前被当作自然而然的事情，一旦能够利用科
技加以改变，对这些事情的期待也就发生了变化。人们越来越把生育
健全的孩子、消除疾病、延长生命当作理所当然的常态来对待。残障于
是被当作小概率的“个人悲剧”来看待。在这些观念中，残障是基于理
想而被建构的，并非源自失误的政策与日常生活的现实，因而也是非常
个体化、技术化的事情（ 犓犾犲犻狀犿犪狀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７ ： 狓犻犻 ）。但上述视角却
并未涉及如何从作为生活主体的残障者自身出发去理解障碍。残障者
自身是否接受被认定的“残障”身份，或者说是否符合其自身所体验到
的真正的障碍问题？这些涉及残障者主体性的问题恰恰正是障碍研究
所探讨的核心问题。
（二）追寻“自立生活”：残障者的社会运动

倡导残障者的主体地位，并追寻自立生活的理念，源自残障者的社
会运动。当世界卫生组织试图把残障纳入到疾病分类体系的时期，也正
是黑人等少数族群觉醒与抗争的年代，其所掀起的公民权运动的影响仍
在发酵（ 犉犾犲犻狊犮犺犲狉犪狀犱犣犪犿犲狊 ， ２０１１ ： ６９ ）。以美国为例，在因黑人、妇女引
发的争取公民权益的一连串社会运动中，残障者运动甚至被誉为是“最
后的公民权运动”（ 犇狉犻犲犱 犵 犲狉 ， １９８９ ；杨锃， ２０１４ ）。不过，从历史维度来看，
残障者运动兴起之初几乎是与整个民权运动相互交织、并行不悖的。以
残障者的“自立生活运动”（ 犐狀犱犲 狆 犲狀犱犲狀狋犔犻狏犻狀 犵犕狅狏犲犿犲狀狋 ）为例， １９６２ 年，
９
身 患 “脊 髓 灰 质 炎 ”（狅犾犻狅犿 狔 犲犾犻狋犻狊 ，当 时 尚 无 此 病 的 疫 苗 ）的
狆
爱得华·罗伯茨（ 犈犱狑犪狉犱犚狅犫犲狉狋狊 ）因需依靠铁肺（呼吸机）生活，被康复专
家评估为不能领取“职业康复援助金”的对象。但这位此后“自立生活运
动”的倡导者并不气馁，联合支持者，通过请愿争取到了加州康复局的援
助金，并进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 犛犺犪 狆 犻狉狅 ， １９９３ ： ４１－４６ ）。
在当时，重度残障者上大学这件事已构成了对以往职业康复制度
中“职业自立可能性优先”原则的挑战，何况“罗伯茨们”还抵制了当时

９． 即一般俗称的“小儿麻痹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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