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9 - 《社会》2015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６

方式、社会救助制度相互关联了起来。
现代国家沿袭了这一基本理念，不断细分、界定出各类“残障者”。
因为残障者人口的变化将是影响社会福利资源再分配的重要指标。依
据福利国家的制度逻辑，在财富与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形成了两大系统，
即“依据工作”和“依据需求”。前者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劳动分配系
统，而后者则形成了一个社会福利系统（ 犛狋狅狀犲 ， １９８４ ： １８ ）。然而，有效
运作这两大系统，就必须清晰地划定两大系统之间的边界，明确“依据
工作”的劳动分配系统之外的领域，由此，残障范畴就能建构出“依据需
求”的参照系，有效解决这两大系统之间的边界问题。通常，残障者若
不能参加工作，就无法从前一系统中获得基于劳动的分配保障，而必须
在后一系统中使其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从这一意义上说，残障者获得
社会福利保障是以被排除出劳动力市场为代价的，在获得社会福利援
助的特殊权益之时，甚至要付出被污名化的代价。
但从社会福利制度的代理人和执行者的角度看来，对残障者的甄
别涉及资源的再分配，必须要有客观标准，甚至科学的指标，否则就无
法避免和杜绝仿冒残障者的出现。医疗制度正是在这一点上开始被社
会福利制度所倚重。在对残损的评估和分类中，医疗是必不可缺的力
量。基于现代临床医疗技术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医疗成功地使伤残者
成为矫治的对象。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种残障都曾是被治疗、矫正的对象，并
被隐匿起来。残障者如果不主动选择逃离并隐匿起来，就会被社会福
利机构所吸纳。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制度起初对所谓“正常”的追求是异
常卖力的，甚至试图通过在公共空间驱除“异常”而彰显“和谐”。以优
生制度为例，羊水检查等优生医疗技术的运用折射出其核心价值取向，
即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孕育出未来的残障者。 ８

８． 在这一点上，中国依据《母婴保健法》，实行孕期保健的医疗介入，普及优生法的制度是非
常值得关注的。法律制度虽规定禁止抛弃、伤害已出生的先天性障碍幼儿，但对于妊娠检查
时发现胎儿缺陷，则可听取医师建议，选择引产。这绝非类似纳粹德国所采取的“优生政策”
（ 犌犪犾犾 犵 犺犲狉 ， １９８９ ）。斯通（ 犛狋狅狀犲 ， １９９６ ）在研究中也认为，对发现有缺陷的胎儿实施终止妊娠
的做法，不应做粗暴的价值批判，因为不可忽视的是，在发展中国家，障碍儿出生将引发一系
列养育和照顾的家庭生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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