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9 - 《社会》2015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４

家人与其个人优雅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而无益于社会的发展。也就
是说，与雷德斐尔德认为大小传统间存在彼此互惠不同，费孝通认为士
绅文化并没有让乡土文化受惠太多，而且更多体现的是士绅对乡村的
侵蚀与压榨。显然，费孝通的这一观点与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所普遍感
受到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受的挫折感有关。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至 ７０ 年代末，在长达 ２０ 多年的时间里，费孝
通与雷德斐尔德一起从中国学术界消失，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开
始改革开放，才迎来了他们的“归来”，虽然他们“归来”的方式完全不
同：去世多年的雷德斐尔德“归来”的是他的学术思想，而费孝通的“归
来”则是亲身参与和领导新时期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重建，重新获得
了他个人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这一时期，雷德斐尔德的思想理论与方法首先是由一些海外华裔
学者介绍进来的。他们在海外率先使用雷德斐尔德的概念来研究中国
历史与文化，其中比较早的是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他在有关汉代循吏
的研究中，全面使用了雷德斐尔德的“大传统”、“小传统”框架。在余英
时（ １９８７ ： １２９－２１６ ）看来，雷德斐尔德观点最核心的部分是：虽然“大传
统”、“小传统”是一个复杂社会分立的两端，但“大传统”以“小传统”的
文化作为源头活水，经知识精英加工而成，而“大传统”一旦形成，也会
以种种渠道流向“小传统”，汉代的循吏就承接起了这种将儒学的“大传
统”向民间的“小传统”进行文化传播的责任。余英时认为，中国知识分
子的这一传统历 ２０００ 年而持续存在，正因为这种“大小传统”之间的顺
畅沟通，也使得中国文化大一统能够历久不衰。
真正让这一对概念为大陆学界所熟知的还是人类学家李亦园对这
一概念所做的推广。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李亦园应用雷德斐尔德
的框架来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他认为，中国文化中由士绅所掌握和
创造的“大传统”与中国民间的“小传统”尽管表现形式有差异，但基本
的核心与价值是完全一致的。在他看来，这种基本的价值就是“致中
和”，一种整体的均衡与和谐的观念。具体说来，这个观念分为三个层
次：第一是自然的和谐，反映在中国人普遍对风水命相的信仰上；第二
是人的身体作为有机体的平衡与和谐，反映在中医、气功等观念上；第
三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反映在中国人对于家庭伦理的一致性。无论是
“大传统”还是“小传统”，在这三个层面上都是共同的、一致的，而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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