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8 - 《社会》2015年第4期

“乡土”与超越“乡土”：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的文明社会研究

雷德斐尔德在其他著作中引用费孝通的作品也不算太多，引用较多的反
而是他 １９５３ 年出版的 犜犺犲犘狉犻犿犻狋犻狏犲犠狅狉犾犱犪狀犱犐狋狊犜狉犪狀狊 犳 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一
书，其中引用的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 犠犻犾犮狅狓 ， ２００８ ： １３９ ）。
这一与情理显然不合的事实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雷德斐尔德在
有意避免引用费孝通的著作，而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给费孝通带来麻烦。
在《中国士绅》一书的序言里，雷德斐尔德已经特别声明自离开中国后
就已经与费孝通断绝了联系，因此，“这本书的形成和出版再没有他的
任何介入”。他们也意识到，“与西方人接触会给他带来尴尬和危险，因
而我们互不通信”（芮德菲尔德［雷德斐尔德］， ２００９ ： ５ ）。但即便如此，
《中国士绅》还是给当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费孝通带来了麻烦。事情
的起因是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魏特夫在英国《评比》（ 犈狀犮狅狌狀狋犲狉 ）杂志发表了
该书的书评，书评中列举了费孝通的观点与新中国官方观点之间的种
种差异，推测费孝通受到了整肃并可能失去了言论与思想自由。这篇
书评引起了该杂志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的讨论，费孝通的老朋友多
佛尔对魏特夫进行了反驳，后来又有安普生的公开意见与魏特夫的答
复，雷德斐尔德也因此发了一个声明。魏特夫的行为给费孝通带来的
困扰显而易见。费孝通（ １９９９犪 ： ４５６－４６０ ）因此在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写了《给
英国〈评比〉杂志的一封信》予以回应，半年之后，又发表《老朋友之间的
新认识》一文，借与老朋友马丁的交流，全面解释和回答他在新中国的
处境（费孝通， １９９９犪 ： ４８３－４９１ ）。
１９５５ 年所发生的事件显然在 １９５６ 年还有深刻的记忆。我们 相
信， １９５６ 年《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出版时，雷德斐尔德一定注意到，如
果他在该书中进一步引用费孝通的著作，会增加费孝通学术“流毒”的
传播，从而可能再次给他带来麻烦。因此，我们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
虽然处处见到他很随意地谈论中国的士绅却并不注明出处，显然，雷德
斐尔德不得已隐去了费孝通的名字，但无论如何，“大传统”、“小传统”
理论中显然有费孝通《中国士绅》的影子。
当然，两人观点上的差异也是存在的。虽然费孝通也承认存在一
个士绅的文化与乡土文化，也认为中国士绅是城乡之间的桥梁，但对他
们的功能与作用总体上是否定性的：一方面，在经济上他认为士绅是食
利者阶层，在生产上没有任何贡献；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他认为士绅掌
控的只是所谓规范性知识，士绅获取知识和权力也只是为了保护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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