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3 - 《社会》2015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４

会之上的一个“模式”（瑞德斐［雷德斐尔德］， １９４９ ： ９６ ）。这种“理想类
型”与“模式”提出之后，一方面可以指导对具体个案的研究与分析，另
一方面新的个案也可以对原有理论进行修正、补充甚至颠覆。从方法
论上，费孝通所坚持的更多是寻求实证的归纳主义方法，而雷德斐尔德
则偏向于提出一般性模式与普遍陈述的“形而上学”的逻辑分析方法
（亚力山大， ２００８ ： ３ ）。
这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费孝通似乎只是短暂地受到了雷德斐
尔德方法论上的影响，提出“差序格局”等概念也似乎与这一影响不无
关系，但费孝通最终还是坚守着他的方法论，甚至当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重访美国时，当听到西方学者不断使用“模式”这一概念时，他反而觉得
陌生、疑惑与不理解。
我在过去的著作中所用“江村”、“禄村”、“易村”等，都是
中国的不同农村类型的名称。我所说的“类型”和现在西方社
会学者所说的“模式”有什么不同呢？
经过在座的六七位同行的热烈讨论，我逐渐自以为领会
了“模式”的意义。从字面上说，“类型”和“模式”似乎是差不
多的东西，它们都是研究者应用来寻找社会变化规律的手段，
都是概念结构，从具体复杂的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概括，但
是二者所用的方法不同：模式是从一套虚构的前提出发，用演
绎法严格地推理，得出来的逻辑结构，……这显然和我早年用
“类型”来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不同的。类型始终是实有的，是
以经验为基础的。（费孝通， １９９９犫 ： ３５７ ）
从这里引申开来，我们可以看出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在研究对象
与目的上的差别。无论叫“理想类型”也好，叫“模式”也好，雷德斐尔德
寻求的是对超越具体社会之上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与文化现象的理解，
而费孝通自始至终只对一个“实有”的社会———中国社会与文化———有
兴趣。也就是说，费孝通的视野始终聚焦在一个具体的社会与文化研
究领域之中，即便存在理论上的抽象与提升，其上限也是作为个别的中
国社会与文化，而不像雷德斐尔德的理论那样上升为能在不同的文明
与复杂社会之间进行比较分析的普遍性的理论（ 犠犻犾犮狅狓 ， ２００４ ： ４－８ ）。
这一差别的产生到底应该归因于中国思维的特征，还是中国知识
分子本身的特点，不是本文能够完全展开讨论的。不过，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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