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4 - 《社会》2015年第4期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

有压住皇权，反而成为之后农民暴力革命的依据；皇权的专制暴力性没
有丝毫改变。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与董仲舒同时期出现了公孙弘这样
的人物，开辟出纳师儒入官僚的道路；到韩愈的时候，已不再问皇权是
否合于道，而是以政统为道统，皇帝有责任起用士人，而士人也有责任
自荐于朝廷，为皇权服务（费孝通， １９９９犺 ： ４９４－４９８ ）。费孝通认为，自
韩愈之后，中国的士大夫沦为依附皇权的官僚，所谓师儒，也成了乡间
的教书先生（费孝通， １９９９犺 ： ４９９ ）。这位教书先生很可能指的是朱熹。
正是这位出身小官之家、几乎终身靠祠官的微薄薪酬度日，却能笃志儒
学、广授门徒的“教书先生”，一举厘定儒家道统，被认为是孔孟之后新
儒学的集大成者（陈荣捷， ２００７犪 ： １３４－１５２ ）。
在这种情形下形成的知识实践，使道统吸收了一种地方治理的含义，
要对民风民情进行规驯；这种知识是关于社会规范的。基于对上述脉络的
梳理，身处当代的费孝通所关心的问题是，现代知识需要输入基层乡村社
会，知识分子怎样才能下乡，才能让农民接受（费孝通， １９９９犺 ： ４３５ ）。他所说
的现代知识，指的是现代技术，而不仅仅是文字。但是在原有的知识结构
没有改变的情形下，单有现代技术还不够，正如朱熹为应付佛教的空与道
家的无为对社会道德的消解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曾使儒学领域扩
展到俗务之外一样（陈荣捷， ２００７犫 ： ２１５－２２８ ），当时的知识分子也面临着知
识论上的变革。费孝通认为这需要知识分子到社会中去，关注实际的民生
问题，使理论、事实和实用三者汇合起来（费孝通， １９９９犻 ： ４１３ ）。但同时他也
承认，重视实务只是阶段性的工作，并不是社会科学的最终任务；中国社会
科学研究的未来应该对现代化下人类文化失衡的危机做出回应，当我们能
提出这样的思想贡献时，才意味着中国现代社会的成熟（费孝通， １９９９犻 ：
４１６ ）。在这一点上，他最终抛开了吴文藻对国家作为文化精神承载者的希
望，将其归之于知识分子。
（二）不同的现代性：中国作为开放的知识体系之可能
费孝通对中国与海外世界的比较与前述他对乡土社会的研究关系
密切，两者背后都有寻找对中国现代性问题之回答的努力，并且与同时
代很多学者相似，一开始他的比较对象主要是英美。但不同的是，他的
比较研究没有停留在文化学的比较，而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观念
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与知识实践都有所涉及。若是将他所有关于海外
研究的论述集中在一起，那么这一点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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