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3 - 《社会》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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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５ · ４
本身的移植、模仿或变形，或许能更快地将变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起
来，而规避一些类似“齐物论”的难题。在这个意义上，引领变革的可能
只需要一小部分人就可以了。所以在《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和《生育
制度》中，一方面呈现新绅士所处的社会情境，另一方面试图理解中国
的知识传统中哪些部分是如何与农民社会接洽在一起的。这些都将有
利于新绅士重新找到与乡村的关联。
在这一点上，费孝通与吴文藻一样，看到的是知识和制度轨道双双
下沉往基层走的趋势；其中又以制度轨道的铺设为更基础的条件。同
时，费孝通认为，现代化的变迁策动力源自汉区，这背后或多或少也有
“文化三因子”论的影响———后者预设了人所感知的文化变迁表现为时
间落差，以及区域空间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
然而，费孝通与吴文藻关注的知识分子及其角色并不一致。费孝通
认为，能够有效推动基层社会现代化制度建设的，可能是那些出身本
地、熟悉乡土情况并能回到乡土的知识分子；而吴文藻认为，来自中央
或者更发达地区的知识分子才可能制定更符合现代化变迁方向的政
策，本土的知识分子受其社会条件所限，不一定有那种眼光。如果基于
韦伯的思路，吴文藻所渴望见到的是那种依赖高度理性治理的现代国
家，必须要以高度组织化、官僚化与去巫术化为条件，历史上只有基督
教新教最大限度地达成了这些条件（韦伯， ２００４ ： ４２４－４２８ ）。尽管吴文
藻未必能看到这些，但是他对边疆和地方社会治理的理解却是较为单
一的自上而下的渠道；相反，费孝通则注意到，这种贯穿到底的理性的
制度设计事实上行不通，因此，他在 １９４０ 年代后期提出的“双轨政治”
构成了对吴文藻理想的补充。
他认为，传统的绅士通过其社会关系，可以把压力透到上层甚至到
：
皇帝；这些人构成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费孝通， １９９９ 犵３４０ ）。这种
双轨的形成源于皇权与绅权两种权力的性质不同，前者在封建解体之
前来源于血缘，而在这之后则来源于武力；后者的性质是教化，其理想
原型是周公和孔子（费孝通， １９９９犺 ： ４８６－４８８ ）。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对
张使国家本身充满矛盾和张力，不可能形成一插到底的权力轨道。
汉代的时候中国政治结构已经出现过一个大的变化，就是类似西
方的政教二分体制改革尝试失败，士大夫所继承的道统逐渐退出朝堂。
造成这个局面的直接原因是董仲舒奉天以制皇权的失败，道统非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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