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0 - 《社会》2015年第4期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

会着手。既然科学知识本身也要讲社会条件，那么显然社会制度的变革
才是第一推动力。他于 １９４２ 年在《边政学发凡》一文中明确指出，边政学
包含思想、（实地经验）事实、制度和行政四个部分，四者之中以事实和制
度最重要，直接关乎行政的推行（吴文藻， １９９０犳 ： ２７７ ）。
文化既然是一个整体，那么文化变迁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文化接触。
吴文藻认为，海外华侨研究可以为边政学提供很好的借鉴，通过推行民
族通婚同居，可望达成文化同化，使之与中原文化混合为一，完成一个
中华民族文化，造就一个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国家（吴文藻， １９９０犳 ： ２８１ ）。
这里的“中华民族文化”实际与“中华民族国家”重合，前者是作为文化
精神的国家，后者是作为行政实体的国家。
由于吴文藻以为，边疆没有思想只有社会，因此也不会考虑到边疆
社会可能有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如曼海姆（ ２００９ ： ５３ ）所说的某个具
体社会历史集团的思维总体结构，而以为现代化变革只需要从汉区发
力即可。他 的 这 个 看 法 在 留 学 期 间 已 见 端 倪。 ４ １９３３ 年 他 与 冰 心、

郑振铎、顾颉刚等人赴内蒙百灵庙考察时，表露得更为直接。他注意到
蒙古包承载了蒙古人的社会空间，既是蒙古人社会生活的总体象征，也
是其文化精神的突出表现。蒙古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蒙古包能使其随时将整个社会带走，“因迁居无定，邮局、学校，亦不能
成立”，就连在西北势力逐渐扩大的天主教也无可奈何，往往教堂刚建
好，“蒙人恐防游牧，均携包远避，汉人乃附聚而来，耕田筑堡，遂成村
落”，所以蒙古地区“交通隔绝，民智不开，而文化的提高，亦受了莫大的
限制”。要使蒙古进入现代化，就必须拆掉蒙古包，使蒙民从游牧生活
改成定居（吴文藻， １９９０犺 ： ８４ ）。可见，吴文藻注重知识社会学和功能主
义人类学的引介，实际上与他对中国现代化前景的既有设想分不开。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吴文藻对曼海姆的引介实际上是为展开他自

４． 应该说，吴文藻尚在美国留学期间已萌生这一民族国家的观念。他写于 １９２６ 年的《民族
与国家》一文，主张民族国家的本意不是一民族建立一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其中民族是一
种文化精神，不含政治意味，国家则是政治组织，以文化为基础（吴文藻， １９９０ 犵 ： ３５ ）。已有学
者指出，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多民族国家模式内部所包含的双重文化界定构成了内在矛盾；一
种来自国家自身历史传统的“大一统”的文化观，另一种来自地方共同体内部孕育的文化观，
两者在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中缺乏结合的基础，从而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形成纯粹的政府—公民
关系主导的政治结构（王铭铭，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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