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5 - 《社会》2015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４

出来即已经被把握；藉由一个个知识的堆积，人们才可理解“活着”的生
命状态，才能赋予存在以价值，因而知识本身就是价值所在（张东荪，
２０１１ ： ４７ ）。当知识朝同一方向堆积，便逐渐显出共同性，成为集合的知
识，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文化。从超有机体界的角度来说，文化与社
会实为一体两面（张东荪， ２０１１ ： ４ ）。这种文化的本质是符号，它为个体
提供了行为样式但不是具体的行为———因为每个个体的行为不可能一
模一样；它触发的是个体对不同情境下的行为边界的认知（张东荪，
２０１１ ： ４８－５０ ）。由上述讨论可见，张东荪将知识的社会性与社会本体
论区分开来，承认知识可成为集体意识，但并不认为知识来源于社会，
而是相反。他指出，马克思式的知识论只讨论利害关系对思想的影响，
这种思想的范畴是狭义的；而他所注重的是一个民族有历史性的那些
东西，比如传说、制度、民俗、语言和时代精神等，以及这些历史因素对
于当下人们精神的不自觉影响（张东荪， ２０１１ ： １０９－１１０ ）。
张东荪的知识社会学赋予知识以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使社会成
为追逐知识之光的影子，从而高扬知识人的脱俗人格；从他的路径确有
可能在根本上重新奠定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但是客观上由于这
种知识论毫不留情地贬斥现实问题，故在当时鲜有理解者或追随者，自
然也就难以获得实证研究的支持。尽管他对社会学的燕京学派诸人的
影响并不那么具体而一致，但他对曼海姆鲜明有力的批评，却是他与燕
京学派之间一开始就埋下深刻分歧的重要因素。
张东荪自 １９３０ 年开始执教于燕京大学哲学系，与 １９２９ 年到燕京
任教的吴文藻成为同事；燕京学派其他学人亦多与张东荪有过关联。
有趣的是，费孝通曾上过张东荪的哲学课，但他坦言不喜欢这门课，而
张东荪估计对他也不甚满意，只给了他 ７０ 分，是费孝通大学课程中的最低
分（张冠生， １９９９ ： ６３ ）。李安宅则与张东荪来往甚密，称张东荪为“师”；
并且，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间，李安宅与张东荪同为《大公报》的《现代思
潮》栏目的主要撰稿人（张洪彬， ２００９ ）。
值得说明的是，李安宅虽未直接从学于吴文藻，但是在课外与吴文藻
交往亦多。 １９２９ 年李安宅毕业后曾想留校任教未果，在吴文藻的帮助
下，请校务长司徒雷登保荐，申请到了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
校就读人类学的机会（吴文藻， １９８２ ： ４７ ；陈波， ２０１０ ： １２－１３ ）。吴文藻
对李安宅也比较看重，认为他是第一位经由自己仔细考虑、有选择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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