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6 - 《社会》2015年第4期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

安排出国留学后有所成就的学生，特别是他通过对美国新墨西哥州祖
尼人的民族志研究，学到了博厄斯学派所长的历史文化比较研究方法
（吴文藻， １９８２ ： ４７ ）。归国之后，李安宅与社会学系其他学人黄迪、赵承信
等均有较多来往合作，尤其在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引进、边政学等方面
做了许多工作，说他是燕京学派中较为活跃的人物之一是不为过的。
不妨可以这样说，李安宅是在 １９３０ 年代以后，才逐渐走上成熟的
学术道路。吴文藻向他指出了经验研究的方向，而张东荪则更深地将
他带到知识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路径上来。在节译完曼海姆著作之后，
于 １９３８ 年在抗战爆发后李安宅和夫人一起赴甘南拉卜楞寺调查，历时
三年，以后几年又陆续在康区作补充调查，其成果最终汇成《藏族宗教
史之实地研究》一书。该书将藏传佛教作为一套知识系统，备述其知识
史、知识类别、教育制度、僧团组织，以及教会与地方政权的关系等，是
基于知识社会学的一项较完整的民族志。该民族志研究的完成标志着
李安宅已经抛弃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这种转变可以被看作是李安宅
未必充分理解曾经对他影响巨大的张东荪理论的体现，因为他延续的
是马克斯·韦伯关于知识的卡里斯玛的相关论述，强调知识成立的前
提之一仍旧是需要得到社会验证的。
大约与李安宅在甘南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同一时期，费孝通在云
南魁阁工作站的探索也产生了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成果———田汝康
的《芒市边民的摆》一书。费孝通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涂尔干
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本质上是知识社会学，人类学对宗教的研究应该回
到涂尔干的这一启发；田汝康笔下的芒市就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个案
（费孝通， ２００８ ： ４ 、 １２ ）。这个角度可以说是曼海姆的延伸。至此，费孝通
与李安宅之间不同的知识社会学取向已经逐渐清晰。
１９４６ 年，吴文藻在其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中出版了张东荪
的《知识与文化》一书（潘乃谷， ２００５ ： ７４ ）；尽管他自己坚持走曼海姆的
方向，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张东荪所激发起来的理论探讨的欣赏； １９４８
年，费孝通的《皇权与绅权》一书出版，成为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研究
的尾声。 １９５０ 年代之后，这一学术团体的同人各奔东西，后来又成为
思想改造的对象，及至费孝通因议论知识分子问题而受难，知识社会学
竟成为加诸研究者自身的桎梏，是以才逐渐淡出了学界视野。
如上所述，燕京学派对知识社会学的关注是从关注曼海姆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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