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2 - 《社会》2015年第4期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

１９５０ 年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学生和同事积极投
身于新中国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有的还加入了中央研究部；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社会学重建过程中他们又再度成为中坚力量。这段客
观历史意味着，今天中国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燕京学派的学术
遗产问题，我们如何理解它，便会影响到如何理解自己。
纵观既有对燕京学派民族志研究成果的分析，基本上聚焦在功能
主义的问题上，然而，这种聚焦构成了对学科的扁平化叙述，以至于遮
蔽了分析者自己的视线，模糊了燕京学派与其所处时代的哲学、社会科
学界的关系，也看不到他们留下的如此多理论探讨的痕迹以及这些前
沿理论与其田野实践的关系。由此人们也自然就不太清楚，“知识社会
学”这个今天显得陌生的词汇，在燕京学派的形成阶段所起到过的重要
作用。通过知识社会学，燕京学派建立了对中国整体的比较研究框架，
无论是汉人社区研究与边疆民族研究，还是中西比较研究，甚至包括中
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已经隐约呈现了他们基于轴心时期古典
文明的比较研究意识———从基督教文明到儒教文明，乃至到佛教文明。
各人对于这个宏观格局的不同角度的认知，使燕京学派内部既呈现了
一定的张力也充满相互砥砺的学术创新。
本文尝试梳理燕京学派对知识社会学的解读线索，并通过其各自
民族志研究并置阅读，结合对其核心成员各自作品与思想的比较分析，
逐渐勾勒其集体观念的结构，探讨在这个共同结构之下，各人不同的具
体理论和经验取向。这一尝试的目的仅仅在于将“燕京学派”从某种已
有的学术定见中解放出来，还原其丰富性，以为进一步激发我们的问题
意识打开局面。

（接上页）科学早期的奠基之一，他们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共同的学习讨论氛围，共同的理论引
介，以及面对问题时相近的思维路径，若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称之为“学派”并不为过。有学
者通过对 １９２５－１９５１ 年间的燕大本科和硕士论文的分析，指出从 １９３０ 年代到 １９４０ 年代论
文数量激增，主题扩展，有较为清晰的理论背景和问题意识，成为燕大社会调查较为辉煌的时
期，这首先得益于吴文藻带领下的社会学本土化的努力，尤其与聚拢在他麾下的一批青年研
究人员的努力分不开（朱浒、赵丽， ２００６ ）。由此可见，尽管那时的当事者们未必自称为学派，
但是从吴文藻对自己团队的设计、学界同仁已经将其视为一类学术群体来看，他们实际已有
学派之形势。无论称之为学派还是研究群体，这种“名”之问题的解决实际上需要对其思想内
在理路有进一步探讨才可推动，故而本文尝试在此层面进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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