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9 - 《社会》2015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４

民的自治精神，愈益发达，对于立法的伦理基础，亦愈易了解”（吴文藻，
１９９０犲 ： ２０８－２０９ ）。他相信这种启蒙理性带来的现代化将是世界的未
来，随着人类交往区域日广，接触日多，各种宗教的知识论会退居次要
地位，道德观念的内容越澄清化也即越来越理性（吴文藻， １９９０犲 ： ２１１ ）。
因此，社会制度的变革对于精神的发展至关重要。
可见，在吴文藻看来，物质、社会与精神三因子构成一个链条，其
中，社会为中间核心的部分，它承接着文化精神的制度化的功能，以及
将技术变革力量传递到人们观念层面的功能。由于文化总量是该集体
一切人所携带的知识总和，而文化的成就并非由大众的平均知识水平
决定，却是由其高峰值来体现的，所以在一个群体中，当各人的天赋、兴
趣、教育造诣等有所区别并导致个体之间知识差距过大的时候，就容易
使社会发生裂解（吴文藻， １９９０犲 ： ２０１ ）。
那么分别来自物质与社会这两重动力之间的关系如何？吴文藻认
为，在对此问题的认识上，马克思和涂尔干分别占据两个极端，马克思
以物的知识作为推动力，而涂尔干以社会制度作为推动力，“都是片面
的定命论，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他，因而漠视了文化各部分间互相依赖的
实际性”（吴文藻， １９９０犲 ： ２１１ ）。相比之下曼海姆的说法更有弹性：其
一，曼海姆关注的是社会构造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一个知
识分子运用思想的方式常常有意识或者潜意识地受其所处社会地位的
影响；其二，意识形态也会影响个人的思想；其三，个人如果能够超越自
身的社会地位，便可能超出国家和阶级局限，走出意识形态的陷阱；其
四，思想可以反过来影响社会（吴文藻， １９９０犲 ： ２１２ ）。
关于第四点，曼海姆原意指的是知识社会学对认识论的修改，提出
理论是人们在经验摸索中得到发展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革命一直是经
验方式本身革命的结果以及对此做出的反应（曼海姆， ２００９ ： ２７３ ）。这是
在暗示，实践本身既是知识的来源，也是修改知识的途径；科学知识如
此，意识形态如此，民族精神的改造也是如此。吴文藻将这一点发挥到
边政学研究之中，即主张用现代化思想去改造边疆社会。他认为，物质、
社会与精神这“文化三因子”，每一项因子都有可从经验入手的方法，物
质可由器物入手，社会可由制度入手，精神可由语言入手，其中精神的经
验研究最困难、方法最不成熟（吴文藻， １９９０犲 ： ２２０ ）。要在实践中改变精
神实在是最难预测方向和判断程度的，更实际的办法是从改变物质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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