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8 - 《社会》2015年第4期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

下，布朗的功能主义是要通过比较社会学来看制度体系内部的相互配
合关系，寻求对文化进行通则性的解释（吴文藻， １９９０犱 ： １７５－１７６ ）。所
以在展开实地研究之初，吴文藻对学生的实地调查均以制度体系为指
导焦点，他让 林 耀 华 到 福 建 调 查宗 族，让杨 庆去 山 东 调 查 市 场，让
徐雍舜到北京附近的郭县调查乡村诉讼，让黄石到河北定县调查礼俗，
让黄迪到河村镇调查村镇结构，让李有义到山西徐沟调查土地制度，让
郑安伦到福建调查侨民，让廖太初到农村调查私塾教育； ３ 还有他鼓励
受伤后的费孝通去江村调查社会组织（费孝通， １９９９犮 ： ３７１ ）。
吴文藻所追求的是像自然科学一样能对社会进行通则解释的社会
科学。所以，在他看来，布朗深受函数科学的影响，可能打通自然科学与
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吴文藻， ２００２ ： ２４９ ）。吴文藻对布朗这一点尤其欣
赏，并且在《论文化表格》中也将“功能主义”界定为一种类似函数的相关
性，它们指的是文化三因子———物质（ 狅犫 犼 犲犮狋 ）、社会与精神的相互关系
（吴文藻， １９９０犲 ： ２０３ ）。
精神自身没有动力，需要借助与其他两个因子的关系才能发生变
化；而其他两个因子则要与精神相关才能形成对文化变迁的真正推动。
推动力来源于不同类型的知识，其中由物（ 狅犫 犼 犲犮狋 ）的层面产生的推动力
来自对物的利用产生的科学知识与技术；由社会方面产生的推动力来
自对社会风俗与法律进行规定的伦理、宗教、艺术等制度。
三因子的关系必须通过经验研究才能得以体现，因此当进入经验
领域的时候，尤其是试图说明文化变迁的动力与过程时，便要借助形式
社会学的分析。所以无论是几何式的还是函数式的社会学，根本的性
质并无差别，它们都构成了吴文藻对观念进行研究的基本取向。
与物（ 狅犫 犼 犲犮狋 ）的知识相比，社会制度与精神的关系更近，往往是精
神的直接呈现；其中又可分为自然生长的制度与人为制定的制度，前者
源自风俗习惯，后者则系人们充分运用理性和意志对自然进行限制与
规范（吴文藻， １９９０犲 ： ２０７ ）。两者之间辨析越清，则意味着后者的思想
性越强，越摆脱宗教或宗法的制约。吴文藻认为，只有后者越发达，才
越可能超越基于地方风俗和家族组织的松散联合，造就一个以国家为
主体的民族精神，本质即黑格尔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他指出，“一国人

３． 综合参见费孝通， １９９９犫 ： ３００－３１６ ； ２００１犪 ： ８－２５ ；王炳根， ２０１４ ： ３９８ ；马林诺夫斯基， ２００１ ： 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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