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4 - 《社会》2015年第3期

记忆中的伤痛：阶级建构逻辑下的集体认同与抗战叙事

造了获得新生的日本士兵形象，他们不仅被定义为“敌人过去式”，而且
被认为是深受帝国主义法西斯毒害之后“得救”的“失而复得的兄弟”。
以 ５０ 年代颇受欢迎的一部小说为例———这是当时唯一一部以日本战
俘为主要人物的小说———小说中的松山在被强征入伍前是个矿工，小
说有意创作这样一个角色来代表日本士兵，表示他们是“日本工人阶级
中受到悲惨压迫”的成员（哈华， １９５１ ： １８ ）。
小说对松山及家人在日本的悲惨生活作了长篇细致的描写。松山
在受审过程中交代的这些故事明显符合“忆苦思甜”文学的叙事模式，
故事中有血海深仇（母亲的死和父亲的残废），有对劳动人民惨无人道
的对待和冷酷无情的剥削（饥饿、微薄的工钱、长时间的工作、穷苦的童
工），有残酷的政治迫害（由于被怀疑参与政治活动而被抓进监牢），所
有这些不幸都要怪罪到邪恶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表机构日本帝国主义政
权的头上。
“ 忆苦思甜”模式的出现表明松山这个人物被塑造成典型的令人同
情的阶级压迫受害者而非战争罪行的施害者。与这个阶级身份相适
应，他的悲惨遭遇注定要洗清他加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所犯下的种
种罪行，使他与中国无产阶级兄弟姐妹紧密团结在一起，并很快获得重
返神圣同志阵营的“证书”。确实，审问还未结束，八路军干部王明就已
经“被这位日本工人阶级弟兄的遭遇深深感动了”（哈华， １９５１ ： ２２ ），他
宽大地批准松山获得新生，而松山也对此报以热情的回应，两人“好像
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握了手（哈华， １９５１ ： ２４ ）。
松山及其他“由敌人转变成同志”的日本人物尤为清楚地说明了抗
日战争的表述如何被阶级创伤这个无与伦比的强有力的符号建构所覆
盖。显而易见，阶级兄弟间的认同和友情是如此之强大，可以完全超越
两个正在进行残酷战争的交战国之间的鸿沟。正是由于阶级创伤的逻
辑意味着阶级团结的边界必须延伸到日本的劳动人民，因而大部分日
本士兵不能被塑造为犯下累累战争罪行的无情施害者，而在多数情况
下被认同为遭受军国主义统治阶级毒害和剥削的无辜受害者。作为无
产阶级的“受害者”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他们在战争中犯下战争罪
行的施害者身份。如果说抗战叙事中敌人界定的符号等级化已经扭曲
了受害者和施害者的中心二元结构，那么这个中心二元识别通过对表
面敌人象征意义的模糊化又被进一步混淆：不仅阶级施害者被塑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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