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9 - 《社会》2015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３

仅取决于政治需求，也是强有力的文化结构对于其他文化建构进行“抑
制”和“阻断”的结果。由于新中国政权致力于把全新的国家集体建立
在以阶级创伤为核心的记忆之上，并围绕此核心展开了全方位、强有力
的文化建构，使得阶级创伤成为社会意义产生的中心机制，在此过程
中，有关抗战的文化记忆和表述因其中心二元结构及基本逻辑与阶级
创伤相异而被后者普遍和强力地覆盖与塑造，使得抗战中民族和个体
所遭受的巨大伤痛被淡化和削弱。
抗日战争中最主要且最野蛮的施害者，日本侵略军，由于其群体成
分异质，不能被简单地归类到一个阶级，因此需要使用笼统而模糊的语
言来进行文化编码。他们的行为被描述成不足以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终
极卑鄙相提并论，他们的象征意义很大程度上在“真正的”阶级敌人黑
暗的“至高”邪恶的对比下相形见绌。毋庸置疑，这些士兵在中国土地
上犯下了累累暴行，然而他们阶级出身不同，特别是其中有无数出身工
农的阶级兄弟，对于他们罪行的无情揭露和鞭鞑会在文化和逻辑符码
上引起与阶级叙事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因此，他们所犯下的暴行被有意
且有效地回避，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最终胜利的浪
漫化叙述。当日本无产阶级士兵被塑造为战争受害者，并占据相当的
文化符号空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战争受害者却基本上被从这个宏大
叙事中略去，取而代之的是堂而皇之地赋予抗日英雄高大全形象的文
化建构。于是，有关抗战的潜在创伤主张所必需的所有重要元素，施害
者、受害者以及受难性质均被有效转移、回避或抑制，而创伤主张也从
未出现。与此同时，抗战叙事被熟练地打造成为与压倒一切的阶级创
伤衔接得天衣无缝的又一段情节：毕竟，吃人扒皮的地主应该被毫不留
情地消灭掉，而日本士兵则成不了什么大害，作为阶级压迫受害者的一
员，他们获得救赎的潜力要大得多。
正如本文在引言部分对于西方论著所进行的文献批判，体现新中
国抗战集体记忆特征的并不是一种“文化失忆”，而是一个积极建构的
宏大叙事。只是这个叙事把灭绝人性的屠杀和血流成河的苦难轻描淡
写，一笔带过，用胜利的欢腾轻盈地抹去了战争所带来的骇人的悲惨境
遇和大规模毁灭。换言之，缺失的不是个体甚至集体的记忆，而是以抗
战受害者身份为中心的有效文化创伤的建构。诚然，随着中国社会进
入改革开放阶段，以抗战经历为核心所进行的新的文化集体建构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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