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7 - 《社会》2015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３

干掉了，他们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威风凛凛的现代汽船很快成为欢闹的游
击队员们的战利品（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５４ ：第四册： １６－２２ ）。
在课本以及大多数脍炙人口的文学影视作品，如《地道战》、《小兵张
嘎》、《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中，中国人民的足智多谋、福星高照超
乎想象，而日本兵的软弱、愚蠢、倒霉则到了极点，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尽管日本兵常被叫做“鬼子”，可创作者们笔下的鬼子形象却几乎没有什
么邪恶的本性，因此这个称呼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有点滑稽的意味。 １９
比如，课文《白洋淀边》 ２０ 对“鬼子”形象的描述就很生动（人民教育出版
社， １９５４ ：第四册： １６－２２ ）。一开始，几个进村的“鬼子”兵不干别的，尽忙
着追赶公鸡，要捉住了大吃一顿。鬼子笨手笨脚发了狂似的乱窜，公鸡
就像游击队员一样机智勇敢，把鬼子甩掉了。鬼子追到草垛边，发现三
个年轻姑娘从藏身的草垛里钻出来，鬼子正兴高采烈地欢呼遇到了“年
轻的花姑娘”，其中一个姑娘往外投了一颗手榴弹，几个鬼子立时送命。
课文描写的“鬼子”明显没什么大害也不构成严重的威胁，三个年轻的平
民女子倒成了冷血战士，随身携带致命武器，关键时刻立马派上用场。
不但如此，“鬼子”如此轻易就遭殃完蛋，甚至显得有点可怜，毕竟这里他
们最大的罪过只是想要食物和女人，这也是人之常情。
比起抗日英雄的高大全和“小鬼子”的可恨可笑，胜利的锣鼓喧天
和彩旗招展似乎能够更加有力地为抗战叙事奠定凯旋上扬的浪漫主义
基调。如前所述，不仅是课本和孩子们的故事书，新中国所有有关抗战
的叙事文本，无论是纪念文章、博物馆展览还是文艺作品，无一例外都
是以在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伟大胜利为结局（见 犌犪狅 ， ２０１１ ；郭建敏，
２００８ ；皇甫宜川， ２００５ ；杨厚均， ２００５ ），而这种对于胜利的讴歌和强调
往往伴随着对其象征意义的无限放大。前文所提林彪的纪念文章就不
遗余力地称颂这场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一百年来无数次反抗帝国主义
的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林彪， １９６５ ： １ ），并且将其定义
成是为夺取全国政权铺平道路而不可避免和必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一个历史阶段”（林彪， １９６５ ： ８ ）。

１９． 这并不是说“邪恶”或者“坏”这样的字眼没有明确用来描述日本侵略军，只是说对于这个
符号的编码等级并没有被提升到相应程度。这样就以自我强化的方式进一步加深了阶级敌
人的邪恶地位高于鬼子兵的符号等级。
２０． 这篇课文被选入五十和六十年代两个版本的初中语文课本，分别是 １９５２ 年出版的初中
语文课本第四册和 １９６３ 年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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