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2 - 《社会》2015年第3期

记忆中的伤痛：阶级建构逻辑下的集体认同与抗战叙事

讲解。 １３
１９６４ 年首演的纪念中国革命的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 １４ 提供了
一个别有意味的例证：其第四幕名为“抗日烽火”，然而，有趣的是，在报
幕员对国民党反动派向“我根据地”发动血腥围攻进行一番激烈声讨之
后，当大幕徐徐拉开，人们却发现在这一幕的舞台呈现中根本没有出现
过“表面”敌人，即日本侵略军的影子。在唯一一段表现共产党游击队
战斗的舞蹈中，作为敌人的人物形象始终没有出现在舞台上，舞蹈的主
题坚定不移地集中在游击队员们的高明战术和人民战争的伟大功绩
上。这种对日军人物形象表达的实质性回避诚然受到艺术和美学考量
的限制，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进一步印证了抗战叙事中存在的敌人的符
号等级化：也许“表面敌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孔，
但“阶级敌人”将永远是最邪恶、最需警惕的正牌敌人。
抗战叙事中对于敌人界定的符号等级化显示了阶级斗争创伤对抗
日战争叙事的“抑制”作用。阶级创伤所树立的阶级敌人的罪大恶极完
全剥夺了国民党政府获得象征意义上“救赎”的可能性。作为战时的法
定政府，国民党政府不仅组织了大规模抵抗作战，并且为这场正义战争
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强大的阶级创伤文化结构却赋予他们
永恒敌人的定位，使得他们几乎不得翻身。事实上，不少研究者都曾感
慨大量以抗战为题材的十七年文艺作品对日本军队均没有进行太多的
揭露和批判，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针对地主阶级进行的斗争和土地
改革则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描述。对于这些作品来说，这场战争的意义
只不过是谱写另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主题的社会舞台（刘为钦， ２００５ ）。
无疑，这个更为重要的主题就是阶级创伤。通过符号的等级分化，抗战
叙事被成功地纳入阶级创伤逻辑，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侵略军往往只是
舞台上无关紧要、没有具体形象的背景道具，其功能主要为映衬和彰显
更加狡猾的真敌人，其残暴的罪行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不足以与

１３． 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在 １９４９ 年后中小学历史课本中的记载，请参见 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犪狀犱犌犪狅 ，
２０１２ 。此处提到的 ９０ 年代的课本为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四册，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出版。
１４． 《东方红》于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在北京首演。这部大型歌舞史诗是为纪念新中国成立 １５ 周年
而创作演出的，以歌曲、舞蹈、歌剧和芭蕾的形式生动描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是研究新中国
如何向公众表达其国家历史以及如何定义国家的集体身份（包括在公共舞台上如何表现抗日
战争）的理想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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