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3 - 《社会》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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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他表明“图画转向”被“经常误解为仅仅是所谓‘视觉媒介’地位上
升的 标 识”( 犕犻狋犮犺犲犾犾 , 2008 : 16 )。 虽 然 这 样 一 种 自 我 反 身 性 ( 狊犲犾犳
狉犲犳犾犲狓犻狏犻狋 狔 )使小心谨慎的思想家们得以区分,但是对“图画转向”的潜
在及事实的误读可以部分地归咎于米歇尔自身的理论选择。其他一些
学者发现他试图通 过 指 出 存 在很 多图 画转向 来校 正这 一 问题(参 见
犕犻狉狕狅犲犳犳 , 2009 : 5 )。与此同时,那些支持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发生更为
激进的转向的人认为,戈特弗里德·玻姆( 犅狅犲犺犿 , 1994 )的“符像转向”
( 犻犮狅狀犻犮狋狌狉狀 )理论可能比“图画转向”对我们来说具有更好的引导作用,
因为它 “对 视 觉 对 象 的 把 握 使 得 其 能 够 更 有 效 地 捕 捉 生 活 的 感 觉
( 狊犲狀狊犲狅犳犾犻犳犲 )”( 犕狅狓犲 狔 2008 : 137 )。回荡在社会学中的这一争论一
,
直受到 对 象 的 “代 理”(‘ 犪 犵 犲狀犮 狔 狅犳狅犫 犼 犲犮狋狊 )研 究 的 影 响 ( 犃 狆狆 犪犱狌狉犪犻 ,
’
1986 ; 犔犪狋狅狌狉 , 2007 )。换言之,后现代激进主义的悖论通过将社会科
学推向另一个极端(“对语言的抑制”)而再生产了语词/图像二元论。
通过对语言的征服以及对传统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后现代主义者倾向
于在历史上及技术的意义上建立范式的转换,而不是提出一种关于图
像 语词关系的新的综合性的理论。
事后看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试图不再强调语言并与语言竞争的
主要的后现代主义流派似乎受到初学者的热情的反讽性影响。后现代
理论家们可能抵抗得太强烈了,使得符像转向更为显著。玻姆的哲学
符像学和汉斯·贝尔廷( 犎犪狀狊犅犲犾狋犻狅狀 犵 )的图像人类学研究使得该转向
成为了一个现实的选择。亚历山大( 犑犲犳犳狉犲 狔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 )的“符像意识”
( 犻犮狅狀犻犮犮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狀犲狊狊 )的概念描绘了其社会学的适用性。
六、“符像转向”( 犻犮狅狀犻犮狋狌狉狀 )及文化社会学的物质性
当看起来米歇尔“坚持图像与语词对立的悠久传统”( 犃狀犱狉犲狑 , 1997 :
狏犻犻 )时,以及———因此———“图画转向”( 犻犮狋狅狉犻犪犾狋狌狉狀 )看起来不能给予新
狆
发现的视觉的复杂性以全面公正的评价时,其他一些可选择的概念开始
受到关注。其 一 是“表 演 理 论”( 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狊狋狌犱犻犲狊 )(例 如 犚犲犻狀犲犾狋犪狀犱
狆
犚狅犪犮犺 , 1998 ),另一是由雷吉斯·德布雷( 犚犲 犵 犻狊犇犲犫狉犪 狔2000 : 3 )提出的
,
“传媒理论”( 犿犲犱犻狅犾狅 犵狔 )。然而,自从《什么是图像》( 1994 )发表之后,玻姆
对“符像”( 犻犮狅狀 )这一视觉诠释学( 狏犻狊狀犪犾犺犲狉犿犲狀犲狌狋犻犮狊 )核心概念的坚持开
始对社会学产生影响。尽管玻姆倾向于以“绘画人”( 犺狅犿狅狆 犻犮狋狅狉 )来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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