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1 - 《社会》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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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2015 · 3

   ( 犮狅狀狋犲犿 狆 犾犪狋犻狀 犵 )视觉,而不是“解码”( 犱犲犮狅犱犻狀 犵 )视觉。显然存在一种
   对图像和语词的传统本体论划分的彻底重构,并承认美学的(现象学
   的)和认知的(结构主义的)的融合( 犿犲狉 犵 犲 )不可避免( 犕犻狋犮犺犲犾犾 , 1986 :
   158 )。米歇尔在他随后的著作 犘犻犮狋狌狉犲犜犺犲狅狉 狔            5 中继续了这一论述,
   他论证道,“没有纯粹的视觉或语言艺术,尽管纯粹化介质的冲动是现
   代主义的一种核心的乌托邦式行为”( 犕犻狋犮犺犲犾犾 , 1995 : 5 )。这种纯净化
   恰恰是强化笔者前述的那些二元关系的部分原因。尽管米歇尔在他早
   期的作品中热衷于视“艺术品”为经验的产物,同时并没有系统地论证
   在非艺术的社会学语境下美学的和认知的“融合”是如何发生的,但是
   他的著作几乎仍独自影响了二十世纪末争论的转向。
       在此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历史背景。米歇尔的观点在其提出之初
   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时社会理论的重大转向主要受到 1989 年事件的影
   响,包括社会学内部文化分析的发展。米歇尔为文化研究打开了新的
   定性空间并提供了一个临时的明确立场,即“符像学”,借此能够扩展视
   觉研究的理论论述。尤其重要的是,这一新的独立立场似乎打破了语
   词和图像的二元划分的基本原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后现代
   主义正处于其社会理论的巅峰时,他将自己的研究描述为“以符像学来
   超越语言艺术和视觉艺术的比较研究,并进入研究作为由语言和图像
   共同构成的人类主体的基本建构。”( 犕犻狋犮犺犲犾犾 , 1995 : 24 )
       尽管如此,对于米歇尔来说,“符像学”在他的学术生命的后期似乎
   失去了价值。“图画”( 犻犮狋狌狉犲 )逐渐地在其理论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因
                      狆
   此,他将这一转变描述为“图画转向”( 犻犮狋狅狉犻犪犾狋狌狉狀 )。此举意味着他选择
                                   狆
   了一种更具整合性的“符像学”理论。为了使他的这种研究转向不被质
   疑且使 其与 潘 诺 夫 斯 基 及 其同 事的 理论相 区别,米 歇 尔将“图画性”
   ( 犻犮狋狅狉犻犪犾犻狋 狔 )置于重要位置并随后写了 犻犮狋狌狉犲狋犺犲狅狉 狔     :“如果说传统的符
    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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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汤姆·米歇 尔 ( 犠.犑.犜.犕犻狋犮犺犲犾犾 )继 1986 年 出 版 了 犐犮狅狀狅犾狅 犵狔 : 犐犿犪 犵 犲 , 犜犲狓狋 , 犐犱犲狅犾狅 犵狔
   ( 犆犺犻犮犪 犵 狅 :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 狔狅犳犆犺犻犮犪 犵 狅犘狉犲狊狊. )之后,又于 1995 年出版 犘犻犮狋狌狉犲犜犺犲狅狉 狔 : 犈狊狊犪 狔 狊狅狀
   犞犲狉犫犪犾犪狀犱犞犻狊狌犪犾犚犲 狆 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 犆犺犻犮犪 犵 狅 :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 狔狅犳犆犺犻犮犪 犵 狅犘狉犲狊狊.犌犲狅狉 犵 犲犎犲狉犫犲狉狋 )。
   虽然两书的中文版在国内分别于 2006 年(后者,陈永国、胡文征译)和 2012 年(前者,陈永国
   译)出版。但本文译者、校编者等都觉得中译文存在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正如互联网上流传的
   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图像的晕头转向:对米切尔的理解与误解———所象征的那样),故此
   译文仍沿用英文版,至于两书中标题所涉及的关键词所对应的中文,参见前文及此组论文的
   相关注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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