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3 - 《社会》2015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３

样本可能导致偏差。我们也使用“学校—专业”的均值作为替代指标，
显然测量误差将导致对系数大小和显著性的低估，真实的估计值应当
介于这两个指标的估计值之间。

四、社会分层对学生入学的影响
受谢作栩和王伟宜（ ２００５ ）、沈祖超和阎凤桥（ ２００６ ）等的启示，我们
采用陆学艺（ ２００４ ） １３ 对中国十大阶层的划分方法，将问卷中的父母阶
层与陆学艺（ ２００４ ）的划分相对应，分别计算首都三类高校的父母职业
阶层分布，并根据拟定的比例计算首都高校学生家庭所处阶层的辈出
率（见表 ３ ）。 １４
表 ３ 分别给出了北京地区普通高校学生的父亲职业阶层、母亲职
业阶层和父亲阶层辈出率的统计结果。 １５ 从职业类型分布看，大学生父
母职业为农业劳动者的总体水平（父亲职业 １８．２％ ，母亲职业 ２０．２％ ）
远低于全国水平（ ４２．９％ ）；具有同样表现的包括父母职业为产业工人
（父亲职业 ９．１％ ，母亲职业 ６．８％ ，全国 １７．５％ ）和父母职业为商业服
务人员（父亲职业 ３．５％ ，母亲职业 ５．４％ ，全国 １１．２％ ）的样本。
父母职业位于较高阶层时，学生家庭所处阶层的辈出率的总体水平
均大于 １．０ ；当父母职业为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时，总体的辈出率水平
达到 ３．０ 以上；父母职业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时，总体辈出率则超过 ７．０ 。
在不同学校之间，较高父亲职业阶层的学生在“ ９８５ ”院校、“ ２１１ ”院校有更
高的辈出率，而较低父亲职业阶层的学生在普通院校的辈出率更高。从
辈出率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有更多处于社会优势阶层的家庭子女进入
了更好的大学。在一定程度上说，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不同的社

１３． 使用样本中各阶层所占比例除以全社会该阶层所占比例即是各阶层在各类高校的辈出率。
１４． 问卷中有行政管理人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辅助人员、一般管理及
办事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工人、进城务
工人员、无业失业及下岗人员、其他等 １４ 类。问卷中另有问项询问其他项的具体职业，通过
对数据的观察，基本属于受访者未将父母职业归类到前 １３ 类，另有一些为不可信回答，因此
删除其他项的样本反而有助于我们得到更精准的数据。同时，我们观察到在其他项中填写
“教师”的样本约占 ７５％ ，我们将这一些样本归类到专业技术人员后发现对结果没有显著影
响。另一个问题是，在填答问卷时是“退休”状态的样本，我们很难观察到退休之前的职业阶
层，如果归于“无业”一类，将会导致有偏估计，同样删除这一类样本。
１５． 值得注意的是，父亲为失业、无业者的阶层辈出率大于 １ ，这可能与数据统计的是问卷当
时的职业状态有关，这部分样本可能在之前仍然是有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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