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2 - 《社会》2015年第3期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

上级政府之间的互动过程，项目资金的争取通常是乡村干部动用私人
关系网络争取而来，农民自身并没有投入任何人力、物力、财力参与公
共事业的建设。因此，在资源输入建设中，遭遇“钉子户”，并直接侵害
他们手中的“利益”，随着乡村社会的日益原子化，村民之间“不得罪”的
逻辑盛行。不过，当前农民已经发生分化，农村社会中一些“聪明人”恰
恰抓住了资源下乡中的获利机会。他们深谙当下基层组织面临的自上
而下的高压维稳困境，从中找出他们的软肋进行利益博弈，以争取最大
的好处，成为乡村分利集团中的一大主体。这些日益崛起的钉子户、上
访户等机会主义者，并不简单是因为个体利益受到了侵害，更不是为了
集体利益的维权斗士，其真实动机主要在于分割、蚕食国家和地方的各
种流变资源，而基层组织的消极作为与普通村民的“沉默”则大大鼓励
了“钉子户”的行为逻辑。
由此，村级组织的消极作为造成以下三种后果：一是少数机会主义
钉子户的无法治理造成国家资源的无效利用和极大浪费；二是少数机
会主义钉子户的行为逻辑将会进一步产生示范效应，乡村治理陷入恶
性循环；三是农村陷入公共品供给短缺的窘境，给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
严重的影响，有些甚至危及到群众的生命安全。新一轮由公共品供给
短缺 造 成 的 治 理 性 危 机 反 过 来 酝 酿 新 的 基 层 政 治 合 法 性 困 境
（田先红、杨华， ２００９ ）。消极作为的基层组织不仅脱离了国家，也脱离
了民众，成为了彻底的“悬浮” ９ 型基层组织。
四、“富、灰治村”与分利秩序的形成

面对村干部普遍的消极主义情绪，地方政府并非完全消极应对，在
中央倡导的“双带”路线下，乡镇一级政府积极鼓励农村中的先富群体
参政，期待通过富人的带动来克服乡村治理的危机。近年来，村庄经济
分化中的先富群体纷纷登上乡村政治的舞台（见表 ２ ）。

９． 周飞舟（ ２００６ ）从税费改革改变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角度来阐释了基层政权的“悬浮”，并
主要从财政关系的变化来说明当下基层政府从“收税”“要钱”转为“跑钱”和“借债”，从而导致
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关系变为更松散的“悬浮型”。事实上，悬浮型政权不仅仅是财政关系的变
化导致的，后税费时代国家推动的治理转型，使得农民从义务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机会主义行
为无法治理，这是基层组织“悬浮”的另一重要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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