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0 - 《社会》2015年第3期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

２ ／ ３ 由村级组织通过“一事一议”制度进行筹资筹劳，且对农民的筹资
筹劳有着限额规定。 犇 市限定了 ２０１２ 年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
筹资筹劳上限标准：筹资 ９０ 元／人·年、筹劳 １０ 个工日／劳动力·年、以劳
折资 ５０ 元／工日。 ２０１０ 年，其筹资限额则只有 ７０ 元／人·年。然而，无论
是多少元的限额，“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制度在基层都无法落实。税
费改革之后，基层组织几乎没有任何能力从农民手中筹集资金。因此，
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庄并无能力承担相应的配套资金，也就无法承接相
应的项目。如此一来，“一事一议”和财政奖补制度，在集体经济薄弱的
村庄，并未实现“雪中送炭”，而对村集体经济较强的村庄来说，却是“锦
上添花”。项目分布在贫富村庄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村庄公共品供给
需求与国家资源输入的供给目标脱离，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出现严重
失衡。
此外，项目的实施通常涉及到村民的一些配合性工作。然而，当前
农村普遍遭遇钉子户无法治理的困境，导致项目实施难度大大增加甚
至无法实施，这成为乡村干部消极无为应对资源输入的另一重要原因。
调查发现，因为少数钉子户无法治理导致公共品供给失效已经成为当
前农村的普遍现象。用村干部的话说，“凡是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地方，
涉及到一点利益，就有可能被刁难”。
案例 １２００７ 年，岭村通过上级政府争取到了一个“村村通”项目，
该项目将 １９９３ 年所建的 ７ 米宽的土坯路改成 ６ 米宽的柏油路。 １０ 多
年来，土坯路的两侧路基日益被在路边种田的农户蚕食，目前路基只剩
下 ５ 米左右。村干部对沿线 ４０ 多户农民做工作，然而直接同意退出来
的老百姓却只有五六户，十多户提出惊人的赔偿条件，退让二分地就要
５０００ 元赔偿。其他农户表示“别人给什么标准，我也得给什么标准，如
果他们都让地，我也让地”。岭村村干部几次向乡镇党委书记、镇长请
示，镇党委书记还亲临现场查看，但最后的答复是，尽力做群众工作，坚
决不能让群众上访。最后，思想工作失败，原本 ６ 米宽的道路规划改成
了 ４ 米。路面工程结束，路基两侧排水沟修建工作又遭遇村民阻挠。
排水沟要占一定的土地面积，农民又一次提出赔偿要求，还有少数人坐
地起价。村民与村干部谈判最终破裂。工程中断一个多月后，施工方
无奈撤离，双红线公路也因此成为一条没有排水沟的残缺公路。
在案例 １ 中，岭村公路及排水沟修建过程，村干部只是要求农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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