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6 - 《社会》2015年第3期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

正是这个意义上，个案研究虽然不具有抽样代表性的意义，也没有追求
代表性的旨趣（吴毅， ２００７犫 ），但却因具有典型性而可能具有类型代表
性（王宁， ２００２ ），而 长 时 间 对 于 个 案 的 前 史 与 后 果 的 观 察 （朱 晓 阳，
２０１１ ），以及将宏观与微观、特殊与普遍结合起来进行机制的探究则可
能对个案进行拓展和延伸（卢晖临、李雪， ２００７ ），进而深入探究事物发
生的内在机制。因此，本文通过对北镇多个村落的观察和研究，探讨在
资源输入背景下，基层组织所呈现的消极作为和摆平式的“积极”治理
两种主要形态，探究这两种形态如何形成了分利秩序，使得国家与地方
的公共资源遭受侵蚀，进而导致乡村治理内卷化。在此基础上，重点探
究乡村治理内卷化的机制，并从基层治理转型反观国家治理转型的实
践逻辑，探讨走出内卷化困境的根本出路。

二、文献回顾

农业税费取消以后，国家不再从农村提取资源，反而输入资源。但
二者的核心均在于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如何对接，从而实现资源流动
的畅通，完成国家或基层治理的目标。因此，资源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
基层治理困境，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近百年的乡村治理史
中，中国基层治理几度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对于这一现象，学者主要从
国家与代理人的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些学者从国家视角出发探讨国家政权内卷化，认为这是国家政
权现代化过程中从农村过度汲取资源却又缺乏提取手段的结果。早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杜赞奇（ ２００８ ）在华北农村研究发现，受西方入侵影响，
国家竭尽全力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尤其是从乡村社会汲取财源用
于政治现代化建设，然而，国家在基层的权力扩张却并没有相应的官僚
化能力作为保障，在征税和地方治安等方面仍然十分薄弱，国家不得不
有意或无意启用吏役作为国家经纪人进入村庄收税，从而形成对上中
饱私囊、对下敲诈勒索的营利性经纪，造成第一波国家政权内卷化困
境。第二波乡村治理内卷化发生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中后期，三农危
机全面爆发，以致基层干部发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
呐喊（李昌平， ２００２ ）。对于这一困境，许多学者认为其根本原因仍然在
于中央政府。一是因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实行“分灶吃饭”， １９９４ 年
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这使财税资源自下而上集中，地方政府事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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