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7 - 《社会》2015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３

财权不匹配（管清友、邵鹏， ２００２ ；吴理财、李芝兰， ２００３ ）。二是因为国
家为加快推动现代化建设，通过压力型体制将各种升级达标任务层层
转移至地方政府，但又缺乏提取资源的制度化和组织化手段，使得乡村
组织形成“乡村利益共同体”，蚕食着国家从农民手中提取的资源，造成
农业税费增加和农民负担增重（贺雪峰， ２００７ ）。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从代理人视角探讨基层治理困境，指出基层组
织具有自身的独立利益，具有谋利性、自利性和权宜性特征，使基层组
织偏离其应当履行的公共职责，出现了目标替代。在乡镇组织研究中，
，
很多学者将其比附为企业经营者（ 犗犻 ， １９９５ ； 犠犪犾犱犲狉 ， １９９５ ； 犘犲狀 犵２００１ ）、
“干部经营者”（ 犛犺狌犲 ， １９８８ ）、“政权经营者”（张静， ２０００ ）、“谋利型政权
经营者”（杨善华、苏红， ２００２ ）等角色。在村级组织研究中，有学者从制
度文本以及理想目标分析，认为乡村干部在基层治理中扮演代理人与
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徐勇， ２００２ ）。“双重角色”的提法更多是从制度文
本及理想目标上所做的静态分析。在实践中，杜赞奇（ ２００８ ）的“经纪模
式”仍然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它强调，乡村干部居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
间，在完成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也借此实现自身利益目标。多数学者
认为国家提取资源过程中所产生的农民负担主要是由基层组织造成的
（邓大才， ２００１ ； 犅犲狉狀狊狋犲犻狀犪狀犱犔ü ， ２００３ ； 犠犲犱犲犿犪狀 ， １９９７ ）。
国家视角与代理人视角从自上而下的角度与自下而上的角度分别
对资源提取过程中的治理困境进行解读。这虽然基于国家提取乡村社
会资源的背景，但是，对于当前自上而下输入资源仍具启示意义。国家
视角指出了国家目标（如为了现代化建设而过度提取资源）、国家能力
（如官僚化能力不足而启用经纪模式）以及国家体制（如压力型体制而
层层下达指标）等对于资源流变的影响。代理人视角则强调了乡村组
织虽受国家与乡村社会制约，却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实现自利性目标。
当前，国家自上而下输入资源，除了普惠性资源以外，以乡村组织的“争
资跑项”与财政资金的专项化来实现的，国家在资源输入的过程中主要
扮演的是资源供给者的角色。资源输入的困境似乎可以将其归结为基
层代理人的谋利化问题。然而，近年来普遍推行的项目制，在资金流动
的过程中已经很大程度上绕开了乡村组织，基层代理人主要成为项目
实施的协调者。基层代理人又如何获得赢利的空间？项目资源何以遭
受蚕食？

· １ ０ 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