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5 - 《社会》2015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２

正因为此，贡斯当才一再强调享受安逸的私人生活在现代共和国
的正当性。贡斯当的知己兼战友斯塔尔夫人亦针对同样的问题引入了
“公民自由”与“政治自由”的概念。在她看来，政治自由为人们提供了
参与政治、获取权力的机会；公民自由则确保人们享有应得的权利，免
遭政府的侵害与任意支配。古代人更为注重政治自由，“当他们为了政
治权利牺牲个人独立时，他们是以较小的牺牲换取较大的所得”；而对
于现代人来说，“我们如果做出同样的牺牲，我们便是以较大的损失换
取较小的所得”（贡斯当， ２００３ ： ５４ ）。在雅各宾共和国中，人们正是以牺
牲公民自由为代价换取政治自由，结果，人们只不过是获得表面的自
由，专制的政府实际上掌控了一切，混乱与暴政充斥着整个社会。现代
人最为向往的是公民自由，而非政治自由，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后者的
否定，必要的政治自由是不可或缺的，但在获得政治自由的同时，还应
当充分尊重公民追求个人利益与私人享乐的权力，后者体现了现代自
由的内涵，也是促使现代社会运转的原动力。
贡斯当虽然对激进革命时期的共和实践颇有微词，但他对大革命
所倡导的价值本身尤其是人民主权原则是极为赞同的。因此，现代自
由在尊重私人享乐权力的同时，也应当同人民主权及其内涵的平等原
则相契合。事实上，革命后的法国社会虽然更为接近孟德斯鸠笔下的
君主制社会，个人利益是驱动社会运转的动力，但其本原不能完全等同
于荣誉，因为法国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及特权阶层，并以“人民主权”取代
了“君主主权”，伴随着特权阶层的消亡，荣誉也失去其得以存在的基
础，而平等原则亦随之获得合法性。
“ 人民主权”原则是由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
它以“公意”理论作为基础：个体通过订立契约结合为共同体，“这一结
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
人；组成共同体的成员数目就等于大会中的所有票数，而共同体就以这
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
志”（卢梭， ２００５ ： ２１ ）。这一共同体的意志就是公意，而共同体作为公意
的承载者，形成一个具有道德意涵的公共人格，“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
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至于结合者，他们
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
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卢梭， ２００５ ： 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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