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7 - 《社会》2015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２

自我、超越自我、回归原始的和谐，这正是《仁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梁启超（ １９９９犪 ： ４３１ ）也是强调爱他人以利群和己：“善能利己者，必
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而进焉。……故真能爱己者，不得不推此心
以爱家、爱国，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人、爱国人，于是乎爱他之义生焉。
凡所以爱他者，亦为我而已。”即，爱他人与爱自己不是矛盾的，而是一
致的。“人人对于人而有应尽之责任，人人对于我而有当尽之责任。对
人而不尽责任者，谓之间接以害群，对我而不尽责任者，谓之直接以害
群。”（梁启超， １９９９犫 ： ６７１ ）真正合群，必须培养“群德”。中国不能合群
有四个原因：一是公共观念缺乏；二是群的界限不明，大我小我区别难
辨，内部不够团结；三是无规则，缺少法律规章；四是“忌嫉”，但核心还
是缺少公德又无规则。所以，梁启超（ １９９９犫 ： ６９４ ）倡导要培养利群的公
德精神：“是故公德者，诸国之源也，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
（无益有害者为大恶，无害亦无益者为小恶），此理放诸四海而准，侯诸
百世而不惑者也。”当然，对如何培养群德，他还有更细致的阐述，而其
出发点是人性之爱。
（三）社会变革———从合群保种、合群立会到新国家的建设
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的“群论”体现的社会观念的一个重
要方面就是他们的社会变革思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在此不再
一一赘述。指向政治变革和新国家的建设可以说是他们的“群学”的共
同点———虽然很多人区分了严复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是多么的不
同，事实上，他们是把“群”说与社会变革放在根本一致的层面上表述
的。他们对“群”的阐述基本上是在“个人—群体—国家”的框架下展
开，因此，国家之变与群之变是一致的。严复多篇论文和译著都强烈呼
吁变革，他在对传统的“朕即国家”的观念进行批评时指出，国家应该具
有公共性质，对全体人予以保护，而非只是个别家庭的专属之物，这些
都是基本的政治变革的诉求。 １８９５ 年严复的多篇文章都是对社会变
革的呼唤，更不要说影响了整个时代的《天演论》所发出的“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警钟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更是明确将“群论”和变革联系
起来，其政治变革的内涵显而易见。如同艾尔曼（ 犅犲狀 犼 犪犿犻狀犃．犈犾犪犿狀 ）
（ １９９８ ： ２１１ ）所评价的那样，康有为继承发挥了秦瀛提出的“群”的概念，
并纳入自己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又把康有为的“群”的主张变成自己政
治改革理论的核心内容，强调“政治一体性、政治参与、政治合法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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