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8 - 《社会》2015年第2期

循环式国家：转型中国的符号式劳动治理机制探析

劳动争议而引起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范围，故对本案的
处理不能适用该条款的规定”。在工人同仲裁委、法院的交锋中可以看
出，随着工人从处于行政与法律交叉点的仲裁委到法院体系的转移，斗
争的中心与依据更多地转向了纯粹的法律条文。在法院体系这个场域
里，即使行政考量在表面上也要采用法律的术语包装，只有对法律条文
的解释才是在这个场域中进行斗争的合法化依据。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正是在工人、厂方、地方政府之间围绕
养老金展开的叙事化斗争的过程中，这些原本存在于纸上或者保留在
抽屉中的国家政策真正被激活并成为了流通的资本，而对这一国家资
本的争夺架构了参与各方的斗争态势。在这一叙事斗争中，作为国家
资本的发源地，“中央”成为了决定地方拖延不决之斗争的“最终审判”
（ 犳犻狀犪犾 犼 狌犱 犵 犲 ）， ７ 被期待给予国家政策与法规的最终澄清与结论。很多
关于中国现行信访制度的研究已经指出，民间上访已越来越向中央集
结，中央各部门的信访量直线上升，而地方信访的比例有所下降（于建
嵘， ２００５ ）。虽然中央对来自地方的越级上访大多采取回避的态度，或
者直接发回地方解决，但是在解决率极其低下的信访体系中，“中央上
访”的确构成了推动地方斗争的唯一希望。正是因为地方斗争的独特
形态使得在国家政策与法律之外形成了另一种国家资本，也就是“中央
上访”这种独特的符号资本被上访者策略性地使用于地方斗争之中。
在 犎 钢铁厂工人的十年斗争过程中，他们对中央进行了两次信访、一
次集体上访。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五名工人代表对中央各部委的信访部门
进行了为期五天的集体上访，在回到地方写给全厂退休职工的汇报提
纲中，代表们详细记述了他们的上访过程。在两厅和国家信访局，接谈
人员说：“我这里不能具体答复，但有交办权、督办权，这是我们内部的
工作程序。你们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去一下。”而在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经历三轮接谈之后，得到的结论是：“国家增发、企业扣减、 犠
市批准扣减，与文件没有联系；小文件服从大文件、老文件服从新文件，
文件就是对文件最好的解释；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国资委的答复则是：
“ 企业行为属于国资委管，但是你们厂请示了市社保，市政府批准了，国

７． 国家对于符号资本“最终审判”的讨论参见 犅狅狌狉犱犻犲狌 ， １９９４ 。

· ２ １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