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5 - 《社会》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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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５ · ２
量表面上的尊崇和行政力量对法律程序实际上的干预。信访体系独特
的权责不对称特性，使得信访干部经常面临无能为力的尴尬处境，而法
律体系的存在就成为他们转移责任的最佳出口。当 犎 钢铁厂的工人
在 ２００４ 年回到信访体系时，从市劳动局得到的答复是，“由于此案已经
经过了法律程序，我们建议你们继续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而省劳
动厅的答复是，“我们不接受已经经过法律程序的案件”。相对于对法
律程序的高调推崇，行政力量对法律体系的介入则是隐蔽的。当第一
次仲裁结果有利于工人的时候，厂方通过行政力量向仲裁委递交紧急报
告而导致了第二次仲裁。第三次仲裁则无疑是行政考量的结果，正如市
劳动仲裁委员会在递交给人大代工委的听证会证词中所说的那样，“为
了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精神，综合上述多种情况，仲裁委方依法作出对 犎
钢案的裁决结论。我们认为， 犎 钢案的审案时限是由案件的实际情况决
定的，是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利益冲突的客观体现，对此应从实事求是、维
护稳定的角度来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在此，维稳思路压倒了法律逻
辑，但是工人们所面对的却是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法律裁决。
当信访与法院之间的相互推诿使得工人们的申诉陷入僵局或者无
望时，工人们会以上访中央作为最后的希望。虽然上访中央并不能直
接解决工人们的问题（通常是要求他们重新回到地方解决），但是这些
来自中央的“消息”的确开启了新一轮地方斗争的可能。从中央与地方
的圈子来看，中央在循环机制中所起到的作用并非解决任何具体问题，
而是对上访者进行一种“象征性”的消费，对地方政府形成威慑，从而破
解地方性僵局，而地方的对策则是选择开始新一轮的循环。正是在这
样的循环过程中，地方、中央与抗争民众之间形成了并不势均力敌但是
可以得到持续的博弈关系（ 犪犿犲 ），或者说一种游戏的关系。
犵
信访办的圈子、信访与法律之间的圈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圈子，
它们之间的立体交叉关系构成了国家应对劳工抗争的官僚场域，而正
是这个官僚场域通过将抗争工人导引进循环式的制度化申诉渠道而成
功地吸纳了激烈的劳工冲突。构成这个官僚场域的任何单个圈子都是
脆弱的，因为工人们的问题没有在其中也不可能在其中得到解决。在
某个时刻，工人们总会在一个圈子中撞到死角，从而丧失对胜利的幻
想，但是此时他们都会被及时而方便地导引到另一个圈子中开始新的
循环。这些圈子之间的并存与交叉关系使得它们每一个都免于破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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