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0 - 《社会》2015年第2期

循环式国家：转型中国的符号式劳动治理机制探析

六、结论与讨论

从 １９９８ 年到 ２００８ 年， 犎 钢铁厂的退休工人们为了维护他们的权
益度过了斗争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他们的足迹遍布厂、区、市、省甚至
中央的各种信访与法律机构，而他们的抗争方式也涵括了街头抗议、集
体上访、劳动仲裁、行政复议以及民事诉讼等各种渠道。对于如此坚韧
不拔而又渐趋和平的斗争过程，人们通常会追问，斗争的过程如此漫长
而收益又如此微小，为什么这些工人没有放弃这样一种看似无用的抗
争方式？对这个问题简单而直接的回答通常集中于国家的暴力威慑机
制，它使得工人们不得不进行合法的制度化斗争。的确，正是因为对工
人罢工权利的法律性禁止以及对工人集会结社和游行的操作性控制，
使得工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自愿”被胁迫进入这个官僚场域表达诉求并
和工厂做斗争。在工人们长达十年的抗争过程中，他们曾多次试图用
激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制度上的限制与威慑，使得
他们的激进抗争未能进行到底，而只是成为了进入或者重入官僚场域
的一个简短前奏。虽然国家禁止性（ 狉狅犺犻犫犻狋犻狏犲 ）权力的存在与实施成
狆
为工人们进入官僚场域的外在推力，而警察等国家暴力机构也在操作
中规划了官僚场域的合法边界，但是它们并不能完全解释工人们在进
入官僚场域之后的斗争方式与结果；它们很好地解释了工人们为什么
没能在激进抗争道路上走得太远，以及他们何以最终选择制度化的申
诉途径，但是对于工人们进入官僚场域之后的遭遇，却是由这个场域独
特的构造和运行规则决定的。也就是说，国家强制力无法解释工人们
与国家缠斗的动力机制。国家对于工人们激进斗争方式的强制性控制
只是在个别的边缘性情景下才会被激活，更多时候只是起到威慑作用，
而真正架构和决定工人具体抗争方式与烈度的却是官僚场域的交叉圈
状结构与循环机制，而这些才是理解转型中国的劳工治理机制的关键
所在。
从工人们的十年抗争过程可以看出，并非来自国家的高压，而是与
国家的积极互动才是转型时期最重要且有效的劳工治理机制。裴宜礼
，
（ 犘犲狉狉 狔 ２００７ ： ２１ ）曾 经 指 出，“由 国 家 授 权 的 积 极 交 锋 （ 犪犮狋犻狏犲
犲狀 犵 犪 犵 犲犿犲狀狋 ）而不是社会的退出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而这一点无
论是集权主义还是经典的权威主义模式都无法解释”。在裴宜礼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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