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2 - 《社会》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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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式国家:转型中国的符号式劳动治理机制探析


   的“分裂的权威主义模型”,这种循环模式在行政机构之外引入了日渐
   兴起的法律系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法律的引入不仅仅
   是在行政之外增加了一个权力模块,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整个官僚场
   域的运作方式,它一方面有限度地规范和约束了行政力量,但另一方面
   也给予了它缓冲的机会,这从信访圈子与法律圈子之间的相互指涉可
   见一斑。所以说,循环式国家提供的是一个分化的国家模式,地方与中
   央之间的张力,行政与法律体系的并存,使得中央的权力被以多种方式
   分化。但是这种循环的国家模式又和纯粹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不同,
   在自由主义国家中,上述的各个圈子之间是彼此独立的,或者这些场域

   之间用布迪厄的术语来说只是一种同型关系( 犺狅犿狅犾狅 犵狔                    ),而在循环式
   国家中,各个圈子之间却是交叉的关系( 犻狀狋犲狉狊犲犮狋犻狅狀 ),正是这种交叉的
   关系导致了国家作为元场域在分化的同时仍然保有了对各个分场域的
   高度甚至是直接的控制。
       这样一种循环式的国家模式可以说比较有效而且相对稳定地渡过
   了市场转型,尤其是企业改制以及国家福利等制度改革所可能带来的
   社会动荡,通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拉长工人的抗争路线从而达
   到了缓解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效果。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循环,或者可以
   称之为“敷衍”的机制,一个合理的疑问是,它能够维持多久?或者作为
   一种转型期的应急机制,它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
   种国家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中以低效的方式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治理,
   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具有累积问题的效应,并
   阻碍了对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合理合法途径的良性探索。那么,这样
   一个分化而又集权的国家模式是会因为张力的扩大而逐渐完成向西方
   自由主义模式的转型,从而实现地方对中央的制衡,法律对行政的约
   束,还是会因其有效性而被逐步定型下来成为一种长久的混合型制度
   (孙立平, 2012 ),是一个值得深思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

   蔡禾、李超海、冯建华 .2009. 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江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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