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1 - 《社会》2015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２

释中，由国家发起的社会运动是解释中国独特的革命政治的机制，而这
一“革命传统”在改革后时期并未消失。但是从这些工人的抗争过程
中，我们可以看到，转型时期国家授权的积极交锋已经从频繁发起的社
会运动逐渐转变为对社会抗争的程序化与制度化吸纳。国家对公开抗
议的有限度容忍，对信访体系的重构与强化，对法律仲裁的推崇与鼓
励，都帮助引导与形塑了工人的抗争过程和形式。它们通过构建工人
表达 诉 求 的 制 度 化 平 台 而 逐 步 实 现 对 工 人 抗 争 的 正 常 化
（ 狀狅狉犿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治理方式。正是不计其数的信访办、多层级的法院体
系、分权协商的中央与地方，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交叉的治理劳工抗争
的循环式场域。这个由三个交叉的圈子所组成的官僚场域的独特结构
与形状，深深影响了对劳工抗争的吸纳与消散的方式，也就是在循环的
过程中拉长工人抗争的长度，耗散抗争的烈度，甚至转换斗争的目标，
从而使得大多数最初以街头抗议形式出现的工人抗争得以平息。通过
将抗争工人挤压或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循环的场域之中，使得他们的各
种诉求和激烈情感都转化为可以程序化处理的个案。更重要的是，为
了使得自己的抗争能够进入官方的处理渠道，工人们必须同国家保持
积极互动，并学习使用国家的政策与法律来合法化自己的诉求。这是
一个潜在地驯服工人、强化国家统治的过程。正是在抗争工人同各级、
各种政府机构讨说法、讲道理、提要求的过程中，作为国家资本的国家
政策和法律才得以激活与流通，而在这个流通过程中，国家真正成为架
构人们日常生活与思维甚至是斗争方式的重要力量，而这正是同禁止
性权力相对的具有生产性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１９７７ ： １７４ ）。
建立于对工人抗争过程以及国家治理机制的分析基础之上，本文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提出了“循环式国家”的概念，目的是试图提供一个
不同于“集权主义”和“分裂的权威主义”的国家模型。这个循环式的国
家是一个分化的体系，它不仅呈现出各个部分之间（行政与法律，地方
与中央等）的张力与矛盾，而且提供了对这个体系在张力与矛盾下如何
得以运作的解释机制，那就是在不同部分之间的循环。首先从结构上，
不同于将国家描述为一种有效的“全能式”政治权力的集权主义模型，
这种循环模式强调了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圈状结构，而这意味着中央
与地方之间的协商或者讨价还价关系以及地方有限的独立性。同时，
相对于强调了在去集权化背景下各官僚权威之间的“分裂与脱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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