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9 - 《社会》2015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２

资委管不了你们市政府，你们回去找政府吧，这是行政乱作为嘛！”所
以，中央上访的结果或者是在中央各部委之间的循环，或者是从中央到
地方的循环。然而，工人们从这次中央上访中得到的结论是：“在北京，
信访的大门是向信访人敞开的。请广大退休职工相信，扣减确实没有
文件依据，市社保对扣减的批准是‘乱作为’！”正是这种中央上访激发
了此 后 工 人 们 在 地 方 长 达 两 年 多 的 持 续 上 访。此 外，在 ２００６ 年 和
２００７ 年，工人们两次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进行了信访，得到的答复是
两张格式完全一样的表格 ，上面印有八个不同的选项 ，第一次的建议
选项是“请向地 方 社 保 部 门汇 报”，第 二 次 的 建 议 选 项 是 “请 向 地 方
信访部门汇报”。来自中央的抽 象回 应显 然有利 于维 持 中央“神秘”
而“客观”的形象。虽然一纸空文所呈现的只是一个抽象而遥远的中
央，但是来自中央的 简 短 信 息 却引 起了地 方新 一轮的 信访循 环。正
是在从中央到地方的这一循环过 程中，“中央 上访”成了推动 地方性
斗争的国家资本。
当工人们的抗争从街头走向信访办和法庭的时候，他们就进入了
一个制度化的处理渠道，也就是劳动抗争治理的官僚场域。正是在信
访办与法院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往返奔波，使得抗争者们逐渐意识
到在讲究“依法治国”的时代里，只有来自国家的话语体系才是合理合
法的斗争依据。国家资本在斗争中得以流通的过程也是工人们在斗争
中学习新的国家知识并用以解释自己生存处境的过程。十年的斗争过
程使得这些工人逐步改变了自己的斗争惯习，不再像斗争之初那样诉
诸建立在生存伦理之上的道义谴责，也不再对过去的保护性国家提出
政治性的呼号，而是依据来自国家的政策与法律进行合理合法的斗争
（ 犆犺犲狀 ， ２０００ ；林 磊， ２００７ ；佟 新， ２００６ ；于 建 嵘， ２００９ ；程 秀 英， ２０１３ ）。
这样的转变或许并不一定如很多对“公民权”的讨论那样意味着工人斗
争意识的转变，但它至少证明了工人斗争方式与斗争的话语空间的转
变。正是在斗争中，在工人学习使用来自国家授权的政策与法律作为
自己诉求的合理化基础的过程中，国家实现了对工人的符号性支配，亦
即“当被支配者只能使用与支配者共有的知识工具来解释自身所处的
情境及其间的关系时，他们就默认了支配者，也因而默认了支配关系”
（ 犅狅狌狉犱犻犲狌 ， １９９９ ： １７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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