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 - 《社会》2015年第2期

民情反思与士人的社会改造行动

面，科举又无法保证仕之通阶的均平，本该由“取贤”来确保中央和地方
精神统一的政统性只能在这两方面的压制下，扭曲为不断以异途出身
制造私权扩张，在中央是门宦政治，在地方则是酷吏政治：“今日新复州
县，率以军功为令长、监司，其虐甚于豺狼”。在上层权力无法打破的局
面下，适当松动下层取士之法，便于贤才向体制内流动，以此缓和太平
天国期间因滥荐导致流品崩坏、门宦政治坐大的局面，在孙氏看来是稳
健地确保中央与地方政教统一的权宜之策：“今日乡试，或数郡不举一
人，则教化不下逮矣，岂特无以厌其心而已哉！予尝议废乡试，而令学
使者每三年一拔贡，即令会试，以此意也”。 １１
其次，永嘉学派所注重的治道，强调士人要在内在人格与外在器物
制作的实践两方面实现统一。士人践行这一治道伦理是在三个方向上
展开的：第一，以气禀扩充出任事之勇，不计较先天才器之粗精，而是秉
于才具，有得一分便使用一分，将“士”之仁义落实到实在行动之上（郑
吉雄： １９９４ ）；第二，士人要在其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中揣摩和把握治
道，即在复杂的政治经验和经历中，维持权宜进退与坚守直道之间的平
衡； １２ 第三，士人要能判断民心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洞悉世风民隐
之流变。
此外，永嘉学派强调史学是士人践行治道伦理必经的途径。对治
道自然原理的体认无法通过道德感的冥观体认而获得，只能借助学修
智识，不断在经验和历史中检验才能够确证。史学搭建了以“学”锻造
责任人格和以“政”建立至大中正的文明秩序之间的桥梁，同时也弥合
了“变通”与“义命”之间的紧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史学将政治人格、
政治原理与政治实体这三者联系在一起。 １３
为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以揣摩情势之变与制仪之理为核心的史
学观在孙衣言的思想中居于如此重要的位置。不仅如此，孙衣言本人

１１． 以上引文均见孙延钊， ２００３ ： ４７－４８ 。
１２． 叶适（ ２０１０犪 ： ６９８ ）将此种品质概括为如圣人般的“常心”，即表现为敬天、畏民、敛己的节
欲以及不逆谏、不避难、不居功的责任担当：“以天威不可不敬，以民为不可不畏，以己为不可
不任，以谏为不可逆，患至而不敢避，功成而不敢居，酌天下之心以处其中，如是而已矣”。
１３． 这在叶适阐释孔子作为周代史官形象时昭示了此义。在叶适看来，孔子遗留下来能够接
续三代之道的五经正是以“史”的方式为后人所呈现，而看似最为神 秘 玄 奥 的《易》，其 中 的
“象”也是孔子针对当时历史条件所作的治道指南。叶适甚至提出五经即史，是载治之书，可
见在永嘉学派这里，“史”是通达“道”的途径（黄宗羲， １９９６ ： １７５４ ；叶适， ２０１０犪 ： ６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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