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社会》2015年第2期

民情反思与士人的社会改造行动

上都是王拯借阅给他的。此外， １８５５ 年，孙氏与王拯、张际亮、孙福清、
陶凫香等人公祭欧阳修，其雅集与会者“宗攻耻”，“酒间极论散体文宗
派”，可见此时孙氏桐城文论研究之勤。应该说，这一时期他的史学研
究正特别表现了上述道德美学的兴味。如咸丰六年（ １８５６ 年）抄录归、
方评点本《史记》后，卷首记云：“定甫（按，王拯）尝为余言，熙甫意主论
文，而方侍郎能洞见史公之意，及其为文之关键支凑处，今详玩两家评
本，定甫之言诚然”；另如 １８５９ 年点校《欧史》，孙氏特“于叙事笔法随加
评论”，称“永叔《四夷附录》，独以峭洁见姿致，能于《史记》之外自为一
家言，胜于《班史》”。他更于旅途舟车之暇圈表方苞评本《史记》中的评
注，并自述感想称“行文之道，必提顿转折毕具，而后精神气脉见焉”，为
此他也仿照方苞之法，圈评《欧史》（孙延钊， ２００３ ： ３０－３１ 、 ４１ ）。
（二）史论转型：对民情经验的提炼与永嘉学理基础

孙氏这一纠缠于语言精纯的史论到了 １８６３ 年后出现了重要变化，
他已经不止于在纪事散文文辞的声气神中获得道德感染或是风格起
兴，而是特 别 着 意 对 历 史 轨 迹 隐 藏 的 政 治 制 仪 经 验 的 取 舍 和 借 鉴。
１８６１ — １８６２ 年孙氏被简放地方后引疾归休，以在籍士绅身份平定温邑
金钱匪乱，战事止息后的 １８６２ 年农历七月，取道进皖，入曾国藩幕，饬
署庐凤颖道，奉札会办江南大营营务。也就是同一年，孙氏开始点评汲
古阁本《后汉书》，其随笔札记已经跳出了行文之法的圈点，而专注于史
迹对当今政务的启迪。这一转变虽然受曾国藩以史学开辟义理之道的
熏染，但更内在的思想动力则来源于孙氏立足于永嘉家学传统对现实
政治的反思。
孙氏对永嘉学的接触大致有三个来源：其一缘于其外家项氏家族。
项氏为瑞安本地大族，孙氏舅父项霁和项傅霖是善治永嘉典籍的学者，
且项家藏书颇丰，孙氏少年时极有可能从外家的藏书楼或受舅父影响
接触过永嘉文献； ８ 其二则缘于陈用光。 １８３４ 年，陈用光视学温州时曾
收集并刊刻乾隆本陈傅良《止斋诗文集》，并组织湖州、绍兴两地学者订

８． 《民国瑞安县志稿》载：“瑞安藏书自项氏始也”，“道咸以来，瑞安藏书人家稍著者，有项雁
湖（霁）之水仙亭及其弟几山（夫霖）之珠玉楼等。至是逊学堂插架之盛，乃冠于温州一郡矣”
（ 瑞安县修志编印委员会， １９３８ ：氏族卷）。孙延钊《孙敬轩先生年谱》梳理自孙希旦以来的永
嘉学谱时，特别谈到项氏兄弟搜讨孙希旦遗文之事，可见项氏家族对永嘉学派的传承。参见
孙延钊， ２００６犫 ： １８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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