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 - 《社会》2015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２

补校雠（孙延钊， ２００３ ： ３ ）；其三则是 １８５７ 年，充四库馆臣一职便利了孙
氏搜考温州地方文献。 ９

１８６３ 年的《后汉书札记》主要考察的问题是“才难”。在孙衣言看
来，洪杨之乱后政治体制暴露出的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中央
行政系统看，执行官员（章京）为政资质匮乏，枢机重臣（军机）以门宦养
客，培植私党，却拒于拢贤，中央行政中枢机关专政的局面十分类似于
后汉尚书在处理任事和任才问题上对相权的剥夺；第二，地方司法实际
为体制外的刑名所操纵，但对于胥吏只有防弊而无正教，相反，后汉则
注重以世家为主体的习律和讲律传统。但孙氏紧接着指出，科举正途
之难封锁了道统和教化之门，在士厌于学的局面下，“军功”和“荐举”等
异途在战乱时期泛滥，轻启了趣就功名的政治投机，这才是加速门宦政
治和地方行政私利恶化的真正推手。
今日荐举人才，宜知此意，盖使轻视处士，则非国家之福
也。举其才德兼优者于朝，而束修自好之士，则长吏各礼之于
其属，斯为两得之道也。予尝谓御史不可轻言事，大臣不可轻
荐人，岂不言不荐之谓哉！（孙延钊， ２００３ ： ４７－４８ ）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永嘉学的政治学说，便不难发现它对于孙氏史
论的支撑。首先，永嘉学派所理解的道统侧重于在历史和现象中呈现
出来的治道，体现为圣人能够与时迁移，破除僵固，洞察人心情势，变通
政制以应候的政治实践（何俊， ２０１１ ： ６６０－６６２ ），而它最为推崇的治道
理想则是像周制那样，以“士”为精神中枢，士辅君、君与士共治而形成
普遍的政治文明体系。 １０ 由此，我们能看到孙氏在《札记》中特别留意中
枢权力膨胀和科举法密之问题意识缘起。一方面，军机揽政阻塞“贤
士”进入实质权力层，也妨碍相权对皇权的制约：“今日军机大臣绝正
仁，而通私客……宰相循资平进，而事皆决于枢臣，亦此弊也”；另一方

９． 孙延钊（ ２００３ ： ３３ ）称：“（衣言）充文渊阁直阁事，登阁观览《四库全书》，而于四库所著录之温
州先哲遗著，特注意检阅。”
１０． 在叶适（ ２０１０犪 ： ７０３－７０４ ）看来，周制的价值在于继承了三代以来王畿和诸侯国各自为
治，天子能够形成上下、内外之统在于取天下贤士。因此，理想的帝国形态是君与士共治而形
成普遍的政治和文明秩序：“古之治天下，必辨其内外大小之序，而后施其繁简详略之宜。三
代之时，自汉、淮以南皆弃而不有，方天下为五千里，而王之自治者千里而已，其外大小国千
余，皆得以自治。其正朔所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朝会贡赋，贤能之士入于王都，不能入秦、
汉之数郡；又置贤圣而为之臣，皆久于其官而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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