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7 - 《社会》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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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但其主体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的出生者，其原因在于前文所述
的社会变迁。诸多调查也表明，青年人对基督教的态度已基本跳出“科
学—迷信”的二元对立思维，表现出更加宽容的态度，甚至皈依者也不乏少
数（李素菊、刘绮菲， ２０００ ；李华松， ２００８ ；华桦， ２００９ ）。
当前宗教领域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源自对基督教快速发展
的警惕。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精神家园”
的追求和冷战后面对国际环境的复杂性而提出的新的国家安全观和软
实力建设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在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全盘

西化”、“新启蒙”和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后，缘于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重新抬
头（萧功秦， ２０１３ ： ３１２ ）。其核心诉求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建立在民族文化复
兴基础上的民族意识复兴；而民族文化复兴必先得尊重、理解并重新解
释民族文化传统；主张在关注时代精神和融会世界文化的基础上，推动
民族国家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现代化”（孟凡东、何爱国， ２００７ ）。在此思
潮影响下，面对基督教迅速发展的事实和“宗教市场论”在国内学界的
盛行，文化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催生了宗教社会学领域的“宗教生态
论”研究范式（李峰， ２０１３ ）。该理论认为，宗教生态失衡是当今中国基
督教发展较快的主要原因，导致宗教生态失衡是因为国家宗教战略的
偏差，使民间宗教发展不足（段琦， ２００９ ；梁家麟， １９９９ ）。虽然很多学者
声称这是基于多元化的立场而非旨在抵制基督教，但其实质仍是将基
督教置于中国文化的对立面，或者“非正统”的存在。
这些的确会影响新生代，但其主体和领军人物多是他们的前辈。
从青年人的民族主义特征来看，他们的对象主要是美国和日本，主要涉
及反对霸权和领土等政治议题（吴云才， ２０１２ ）。新生代的民族主义多
是基于多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较少从文化民族主义的态度看待
基督教。即便是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也是较为理性的否定，不再是彻
底的否定和打压（黄皖毅， ２００６ ）。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科学主义对宗教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基
督教也在其中。为此，笔者提出“科学主义中介影响”假设：
假设 ２ ：与前辈相比，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度更高，部分是因为
他们的科学主义倾向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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