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3 - 《社会》2015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２

信任的内生性，认为制度信任是制度运作，即民众对其运行满意度评估
的结果；“文化论”则强调系统信任的外生性，认为对系统的信任源自制
度领域之外，是根植于社会中的一种信仰。同时，“文化论”的微观视角
强调个体早期的社会化和生活经历，宏观视角强调文化传统的影响
（福山， １９９８ ；帕特南， ２００１ ）。
据此，对基督教的信任也对应着基督教的社会作用和文化传统影
响两种形成机制和分析路径。对于前者，由于宗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一直没有结构性地位（杨庆， ２００７ ： ２７５ ），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中仍还
处于一种“悬置”状态（李峰， ２００５ ）。无论是在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在各
宗教的实际活动层面，现代意义上的宗教慈善还刚起步。也就是说，宗
教于社会的“不落地”处境使其自主性和社会性都受到极大削弱，再加
上有些宗教自身的原因，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难以被普通民众全面了
解，为此，“绩效论”的逻辑在目前难以直接检验。与之相对，由于“文化
论”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结构论”（房莉杰， ２００９ ： １３４ ），而文化传
统本身就是有机地嵌入社会结构，因此，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文化论”
路径对分析基督教信任更具可行性与操作性。
第二，从现实情况来看，对“文化论”的考量不仅仅是因为“绩效论”
难以直接检验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与“文化论”的逻辑一
致，在现实的宗教领域中，考虑到近代基督教入华后影响国人对其态度
的诸要素和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地位的变化，我们发现，无论是新文化
运动，还是新中国政权，都在用现代性的话语对传统要素和宗教进行先
建构和再解构。对基督教而言，这种现代性的话语集中表现为科学主
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它们一直影响民众对基督教社会形象的评价。
同时，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实质也是社会结构层面的构成要素，它
们对个体的影响同样也遵循世代分析的基本逻辑。
鉴于此，本文基于世代分析和信任研究的“文化论”逻辑，提出图 ２
所示的分析框架。从宏观角度看，不同时期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政策影
响不同世代的人对基督教的信任；同时，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态度
在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形成机制中仍可能起中介作用，因此，我们还
有必要将它们视为部分中介变量 ９ 来考察。此外，我们也看到，作为一

９． 之所以给出部分中介变量的判断，是因为如前文所述，影响当前民众对基督教信任的因素
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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